一国的发展模式与经济政策，向来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得随著国内外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只是，能调整多少，则常取决于政治因素。
就大马而言，从独立到1971年新经济政策出台前，大马基本上是走自由市场制模式。之所以，应与上层政治精英间的默契有关，如马来人主导政治，非马来人主导经济。就发展策略言，这时期，大马也尝试过进口替代（Import Subsitution）的策略。也就是，试图自己制造，而非进口所需的制成品。由于技术与市场规模等因素，这个策略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显著。它只能生产本国所需的日常必需品，而难升级到更高层次的第二阶段的进口替代，如制造生产设备、高增值化学品、仪器等的阶段。
出口导向工业化
进入1970年代后，大马的模式渐从自由市场制向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转变，一方面是对民间经济活动多加限制，特别是1975年出台的产业协调法令（ICA）；他方面是，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如设立众多的公共企业，与收购外资在本国的股权等。其结果是，外资在本国上市公司的股权，从1969年的62%，剧跌到1980年的42.9%。土著个人与代理机构的百分比，则从1.5%，升至12.5%。
进入1980年代后，急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前首相马哈迪，则提出向日韩等学习的工业化政策，也强行推出了不少大型项目，如国产车与大钢铁厂。然而，由于公共部门、公共企业与大型项目扩张太快，且成绩不佳，结果使政府在1980年代中，便已债台高筑。联邦政府债务，甚至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失业率也高达近10%！进而迫便马哈迪政权不得不调整其政策，进一步放宽新经济政策的严格限制条件。走运的是，碰巧日台等因币值大升与劳动力缺乏，而不得不向外转移较低增值的产业，遂使大马进入了以外资为主导的外向型出口导向工业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阶段。虽说，早在1970年代，大马便已有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如设立自由贸易区），但真正发挥显著作用的，还是1980年代后期，始进入状况。
与此同时，马哈迪政权也启动民营化作业，力图借此减低政府财政负担，增强竞争与效率。只是，在实际过程中，民营化变成了私相授受，为某些人开财路的利益输送。在大马，这类挑赢家（Pick Winners）的手法，大体上是失败的。此点，可从1997-98的东亚货币金融危机中一露无遗。土著工商业社群不但没养成，反而要政府又花公款打救失败企业。
经改的政治难关
到了2003年阿都拉上任，则转向重视中小企业、农业与清真食品（Halal Food）等。理论上，阿都拉政权虽有意整顿马哈迪时代遗留下来的弊端，如不再搞大型威望项目、反腐倡廉；可实际上，由于恩庇政府（Patronage Politics）已盘根错节，结果是虎头蛇尾。此外，尽管调整政策思路，转重中小企业，可由于受到新经济政策既定目标与路线的制约，也未能真正培养起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实业家。大马的经济层次，依然在低技术、低增值的陷阱中。
到了2009年，纳吉上任后，虽也有意改革，以便使大马摆脱中等收入国陷阱，可也一样是虎头蛇尾，雷声大过雨点。如纳吉所倡导的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虽提出了消除寻租（Rent-Seeking）（即坐地分赃）、强化国内竞争、下放权力、市场友善（Market-Friendly）与以需要（Needs）而非族裔为依据的扶弱济困政策时，便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大力反对，而纳吉也知难而退，使许多好点子虽已开了花，却无机会结果。这就是大马经济改革的政治难关。
马哈迪本人也提过，马来人正面对一个要否去掉拐杖心态（Crutch Mentality）的困境，阿都拉也提过大马人难于去掉依赖廉价外劳与补贴的瘾，纳吉则直接面对既得利益集团，（其中不少是巫统的人）公然挑战其经济改革议程的局面。看来，大马要使经改开花结果，首须来个政治改革与文化改革，没有政改开路，没有文化改革护航（思想与价值），再多的口号也是徒然。
就文改而言，最重要的是思维改革，也就是，要把重点放在为全民创造体面就业机会与财富，而不是静态的只益及少数特权集团的股权分配。说到底，没有生产，何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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