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某些“先进”人士来说，民族教育，包括我国华社的“华教”，显然是有点“政治不正确”，因其本质上乃内向、封闭、排他者，不利于跨族群的交流和团结，也背离了当今流行的普世主义（cosmopolitanism）之高标准。于是乎，激进者呼吁禁止、摒弃或淡化民族教育，较温和者则表示质疑、不认同、不响应，不时还加以“解构”，乃至“颠覆”之。
民族教育有那么重的原罪吗？论者恐怕有须更小心的观察、体验、理解和思考，免得过于轻率下判，以至陷于精英主义的“书斋论述”——凭空演绎多于据实而论。虽说民族教育的核心理念明显是民族主义，惟民族主义不一定即属狭隘、封闭者。不能否认民族主义往往带有“我—他”之分野，也即有其对应的“他者”，部分甚至是明确的“敌人”，但由此而断定民族教育必然导向更严重的社会隔离及割裂，恐怕过于悲观。
且放下宪法保障的民族语言文化权不说，我国华社部分人热衷于华教，视其为捍卫、赓续、发扬华人文化及认同的制度载体，其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到底有多大呢？也许这是尚有待深入探讨、严谨考证的课题，不过从不少具体层面或个案来论，其显然不是那么负面的，如说华小、独中，更别说国民型中学的课程内容，皆依循基本的国家教育哲学而定；学校本身也没拒绝非华裔入读，甚至还为其提供各种制度化的方便设施。
其实，华教普遍上最坚持的乃华文华语作为主要教学语，加上中小学华裔生必修华文课而已。当然，部分学校也强调教学系统、氛围和课外活动的“华化”，惟并不涉及强烈的意识形态上的“教化”或“统化”，如或隐或显地推崇、弘扬某种宗教符号及信条（如过去的教会学校，乃至今天的国民学校），所以基本上是相当世俗化的。世俗化有助于缓和意识形态矛盾和竞争，且华校的世俗性也非激进者，即不会敌视、干涉学生私领域的信仰取向。
事实上，华教的“他者”或“敌人”，不是其他族群或宗教，而是语言和文化霸权，部分论者无视于这一点，把华教解读为华社排他性的自我划界、封闭，抗拒交流与合群的文化乌托邦主义，实是过度诠释。也许不能否认部分华教中人确有如此排他性格，惟绝不能以偏概全。华教的文化包容度，纵使有其弱点，然绝非一些管中窥豹者所以为的那么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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