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在报章读到蒋晓云著《桃花井》某章的连载，知道她是1970年代就出道的早慧作家，搁笔30年后最近又重新写作。日前在台北逛书店时看到她的书，顺手拿起来翻阅，本无意要买，但读了她写的代序〈都是因为王伟忠〉，便拿到柜台结账。
为了王伟忠什么？蒋晓云的复出备受瞩目，但她重出江湖如何与电视节目制作人王伟忠有所连接？原来这几年来眷村“暴红”，而王伟忠这号“眷村代言人”以比文字更强大的传播工具成功地把外省人与眷村画上等号，让同是“第二代外省人”的蒋晓云有话要说。
这些年在台湾，眷村处处可见，俨然已成一种怀旧的象征，乃至于眷村生活经验的种种风雨辛酸都在“竹篱笆”一词的浪漫风情下自动消解，浸淫在纯朴而美好的眷村忆往与想像中。确实，就连我这个外国人也对眷村钟情不已──我爱读眷村文学、看眷村电影、做眷村研究、吃眷村美食、也能听南腔北调的眷村口音。
然而眷村是甚么？过去我向台湾师长、朋友说明我所研究的新村时，总以眷村来举例。虽然必需强调各自的历史脉络、成立背景、居民人口结构完全不同，但它们同属于一种非自然生成而是由人为建构的聚落特质，堪可类比。
蒋晓云生长在外省家庭，但她的生活却没有眷村记忆。她和父母是“墙外的‘外省人’”，她所知道的外省人都缺少行伍出身的统一背景，他们不是跟著部队开拔来台的，他们到台湾来的理由林林总总，许多只是不见容于共产党又与国民党政府没有渊源或理念交集的“纯难民”。因为如此，她不忍心让这些父执辈的一整个时代被王伟忠都搬进了眷村，于是她提起写小说的笔，把他们的人生逆旅记录下来。
在我看来，这是出于区异而发声的写作动机。回顾我做新村研究的初衷，正是为了相同的动机。新村遍布马来西亚各州，截至目前为止，全国新村名单还保留了450个大小新村。然而数以百计的新村怎么会没有差异呢？当报纸时而称新村跟进发展的步伐而生机蓬勃，时而又指新村是发展的弃婴，是各种颓坏败德的温床，我们岂能不错乱？
在马来西亚，新村也经常被特定人士代言。我国报纸相当喜欢制作新村专题，隔不多久就重温一下新历史及其当代课题。因此我常取笑长辈们“看报纸，学历史”。身为研究者，我能做的只是在大量去异质的论述中提出差异的存在，而且无所不在。新村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是历史的产物，但这个概念却不应该被视作一个整体承受污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