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需要权威，此乃毋庸置疑，毕竟人非全知全能者，总有得仰赖权威之辅导或指引的地方。即便是极度中立、严谨，甚至苛刻的学术界，也不无其权威，如亚里斯多德和牛顿，就曾经是被膜拜的权威。问题是：权威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其正当性应基于何物？
所谓“传统”，曾是权威之正当性的重要依据，不过踏入现代以后，世界各地的传统均已面对严峻的挑战，一般人不会因为某事某物被界定为传统者，就毫无保留地接受之。
实际上， 如此现象也不是当今才有，古代也不乏因战争、贸易、殖民、文化传播，甚至自然灾害等因素而导致传统被抛弃或修改的状况，如美洲印第安人因欧洲人的侵略和殖民而丢失其主要传统。无论如何，现今科技所催生的全球化，的确令传统更处于没保障的形势。
不管怎样， 若部分权威要建立在传统之上，也算是其拥护者的自由，如某些华人坚持儒学、儒经、汉服、周礼等必须是华人文化的核心因素，民间也有些华人觉得若不祭祖、不拜神、不过节，就不太像华人了。即使在“先进人士”眼中，这些人多么“迂腐”、“狭隘”、“迷信”，惟只要其人不采取违反人权的激烈手段来伸张其意识形态和作法，社会也不能抹杀其表达权，顶多仅能针对之提出异议、批评、讥讽，或以消极态度来回避、打发之。
然若权威是建立在武力上， 包括所谓“合法”的武力上， 借各种制度化的高压手段—— 包括空间、机会和资讯的剥夺，来强行其一套意识形态和各种规范，只有“由上而下”的管控，没有“由下而上”的选择的话，那如此权威的“正当性”，坦白说：真的很苍白。不管有关权威如何辩说“选择”乃“有限的”，甚至“有害的”或“有罪的”，都逃不脱其践踏普世人权的恶劣行径。权威若要正当的话，最坚实的基础，还是人心的“自由选择”。
遗憾的是： 不仅是政界， 连文化界、教育界、宗教界等， 总有部分掌权者最怕“自由选择”，惟恐自己最靠近、最熟悉、最能操纵和代表的权威会因此而失势。于是一大堆企图绝对化权威的说辞便因应而生，甚至包括赤裸裸的恐吓。殊不知，越阻挠、限制、排除选择的自由，权威的正当性就越薄弱。惟有不把个人当做有尊严、有主权的“人”的社会，才会纵容如此被“暴力化”的权威；而这对于有关权威，亦是一种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