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热爱生命的精神值得流传,其家人将对他的小爱化为大爱,让爱生生息息的无私亦让人动容。
热爱生命的单脚天使——周大观 基金会跨国送爱
一个10岁男孩,过世15年,却仿佛尚在人间。家人以其名义成立“周大观文教基金会”,集结出版他抱著病体写下的诗,以多达17种语言出版诗集《我还有一只脚》,鼓舞许多经历生命幽谷的灵魂。随著大马美门残障关怀基金会出版发行此诗集,周家领著20名台湾抗癌斗士到马,进行《让台湾的爱感动世界》系列公益活动。
贝多芬双耳失聪,郑龙水双眼失明,我还有一只脚,我要站在地球上。海伦开勒双眼失明,郑丰喜双脚畸形,我还有一只脚,我要走遍美丽的世界。 -周大观《我还有一只脚》-
《我还有一只脚》诗集收录42首童诗,是周大观与癌魔的对话,孩子固然可爱,但经历却可哀,诗歌童言童语写出对家人的爱及对美丽世界的期待,他称医生护士为万能博士,爸爸是鼓励先生,妈妈是安慰小姐,弟弟是逗笑小丑,自己则是超级玛俐欧,但愿能发明“太阳能灭癌加速器”,随时攻击癌症恶魔。
1996年,9岁的周大观与家人从美国、中南美洲旅游回国后发病,先是右腿发现硬物,5月进行手术切除后,却在半个月内复发,诊断为“软组织肉瘤横肌癌”,接受2次开刀清除癌细胞,7次化学治疗,30次钴60照射治疗及截肢手术。
1997年2月,台大医院为他召开“医疗评估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在日记默默写下:“医师是法官,宣判了无期徒刑,但我是病人不是犯人,我要勇敢地走出去;医师是法官,宣判了死刑,但我是病人不是犯人,我要勇敢地活下去;我要与癌症恶魔争健康,向上帝要公平,我才只有10岁,我不只有10岁,我还有好多个10岁。”
这个孩子最终没能活下来,永远地停留在10岁,再也没有长大。现时我们所见的周大观仍是身材瘦小、一脸稚气,但从离世那一年的10岁起,15年来,他走遍世界。担任公务员的父亲周进华和律师母亲郭盈兰在痛失爱子后,成立“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回馈社会在儿子抗癌时纷来沓至的祝福,同时将周大观对人的关爱及热爱生命的精神传扬出去。
接受他人善意 给予他人幸福
15年来,《我还有一只脚》被翻译成日文、韩文、泰文、印度文、英文、中文、法文等17种语言在20个国家出版发行,基金会与相关国家的慈善团体接洽后,把诗集的版权授予指定的团体或协会,经由他们出版,而卖书的收益则归该团体所有,从一而终地贯彻“书卖了;钱留下”。
一旦诗集出版,周爸爸便会率领“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一行人造访该国,借此带著大观走遍世界,算是给这个早逝的孩子圆梦。11月18日,基金会一行人在成立15年后终于踏足马来西亚,展开“让台湾的爱感动世界之送爱到大马”系列公益活动。
弟弟们
周上观表示:“哥哥是很勇敢的人,总是在关心别人,我很记得,他就算躺在病床上,也还是督促我做功课。我能够感受到,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希望我能代替他把书读好。”
虽然从没见过大观这位大哥,14岁的周天观却从出生起就随著基金会在各地走动。通过与周大观相关的书及其他人的描述,认识兄弟缘浅的大哥,也认同他把仅有的10年活得格外精彩。
周上观是早产儿,和哥哥周大观相差11个月,今年24岁的他是基金会的执行董事兼志工团团长,刚服完替代役,目前全职处理基金会的事务,即将在明年负笈英国,修读家庭及婚姻治疗。作为哥哥抗癌期间的最佳伙伴,当初的一切仍历历在目。“那年我8岁,知道哥哥患癌,却不知癌症是什么,但心里就是害怕;第二次深深感到害怕的时刻是他截肢的那一天,我们从早上5时等到晚上11时,手术才完成。”
哥哥生病,父母难免会把大部分的心思放在他身上,周上观不讳言:“我很担心哥哥,但难免也会觉得被忽略。我的应对方式是更努力地读书,表现得更独立。”父亲周进华也透露,住在医院的整整一年里,年纪小小的周上观被迫独自一人搭公车到一小时车程以外的新店上学。
这样的经历,造就他的早熟,他笑说:“同学们都爱打电动,谈论要买什么样的包包。有梦想就不必打电动。我的梦想是关心弱势,关心台湾原住民,想继续在社会福利的领域上努力。”
哥哥单脚力量 丰富生命质量
周大观生前曾要求妈妈“再把他生回来”,1998年4月,郭盈兰诞下男婴,取名天观。大家都说,天观是大观化身。失去爱子不久便喜获麟儿,郭盈兰说:“天观感情丰富,虽没和我们一同经历陪大观在医院抗癌的日子,但他能理解家里的状况。他有自己的主见,会说:‘我就是我,我是周天观。’”人们还以为为人母亲者会把对大观的思念寄托在天观身上,周妈妈却尊重他是独特的个体。
周天观认为:“台湾人普遍上生活都过得还不错,但都只顾自己,我觉得这样很自私,应该把好讯息带出来,让更多人知道。”
虽然有感基金会的活动让自己丧失许多与朋友相处的机会,却不得不承认,那开拓他的视野,让他比同龄孩子更有见识,当中又以尼泊尔之行,让他感受最深。“当地的小朋友穿著很破烂,这种情况在台湾几乎难以见到,他们和我的年纪差不多,我很震撼,我们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不是应该有一样的生活方式吗?”
说起梦想,年少的他满怀憧憬:“我喜欢运动、喜欢篮球,希望能像林书豪一样,打球的同时关心世界。”
双亲
人们常说“为母者强”,周进华和郭盈兰原只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为人父母者,在孩子对抗病魔时,给予最大的鼓励;在孩子离世后,协助他遗爱人间。然而,一切并非毫无选择,他们大可在孩子离世后,回到原本的生活轨道,但他们却选择另一条路。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茨华斯曾说“小孩是成人的父亲”(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周进华亦直言:“大观是我的老师。”周大观在台大医院就医的一年,一家人都搬进儿童病房,因著童诗的刊登,几乎天天有媒体到病房采访,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14万封来自公众的信、无数的礼物都送到病房来。
“大观要弟弟把礼物分给当时儿童病房的其他49位病童,作为一个父亲,看见一个不过是小学2年级的孩子在艰苦的治疗过程里,还有心思为他人著想,那份发自内心的爱心让我很感动。”
有人问郭盈兰:基金会能持续送爱15年不停歇,究竟是什么在推动?是对孩子的执著还是为了追求什么梦想?郭盈兰笑答:“一开始是和孩子感情的联结,是对他的想念,希望能完成他的遗愿,到后来,渐渐地在当中发现我们的使命,这个梦想就再也不是为一个人,从对孩子的爱到对大家的爱,我们爱的能力也随著提升。”
然而,天下父母心,每提一次逝去的孩子,就难免心头一阵痛,尤其是说到孩子如何乖巧懂事,为他人著想。说到这里,一直保持笑颜的郭盈兰不禁红了眼眶,她说:“你看,我到现在,都还会这样。”周进华接著说:“孩子永远都在父母心里面,我们能做的就是把爱化成力量,努力推动,把爱传扬开来。”
他透露:“在台湾、欧美地区,福利和慈善机构很竞争,但‘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已建立品牌,全球热爱生命奖章被认可为生命的诺贝尔奖。”周进华退休后,把全副心力与时间放在基金会上,而原本就是执业律师的郭盈兰致力协助病患家属打健保医疗的官司,尤其是请不起律师的家庭。因感同身受,她总是特别体贴地寻找有力证据,感动不少法官。媒体对事件大篇幅的报导,在无形中也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今年57岁的周进华从儿子患病到过世,到成立基金会,并亲力亲为地为基金会奔走,16个年头,无私地耗费心力,他与56岁的太太皆不否认,心不累,但体力确实大不如前,计划接下来让上观或是其他有志者接手打理。
看见周大观如何热爱生命的同时,不由得也向周家人的无私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