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世界杯轮到从未缺席决赛圈的“足球王国”巴西主办，闻名于世的足球实力加上贵为“金砖四国”的经济实力，也让巴西的申办过程没引起太多争议；惟国内人民的强力反弹，日渐高涨的示威浪潮，却反映出巴西人民“热爱足球，讨厌世界杯”的怪象？其实主办世界杯除了有助于推广国家形象与推动经济发展，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反噬效果”，这点在长期面对贫富不均、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巴西身上，更是明显。因此，本期节目请来国际时事评论员黄永安，分析巴西世界杯面对的经济挑战，与球赛结束的“经济余震”问题。
巴西自去年开始花费钜资投入主办洲际杯，引起超过百万人民的强烈反弹，提出了“大笔公共领域预算，如基本设施、教育医疗与公共交通等被抽走，转投入华而不实的世界杯设施”论述，虽然被视为反对党领袖博取“政治筹码”的戏码，却也反映了一定程度的事实。
对此黄永安认为，巴西虽然目前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却因为雄厚的原产品出口实力，而成为大型的发展中国家，也被列为金砖四国中的一员，各种统计数字也显示出良好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达到1万2000美元。
“曾被葡萄牙殖民的巴西，同样深受葡萄牙与西班牙等拉丁美洲语系的政治风气影响，阶级之分相当明显，社会收入分配不均，以致出现明显的贫富差距；加上政府为主办大型赛事而拨出巨款，难免减少公共领域拨款。”
好坏现在定论尚早
为了符合国际足联定下的球场与基设标准，巴西前后砸下超过115亿美元（约369亿令吉）提升硬体设备，其中40亿美元（约128亿令吉）用于翻新球场及新建球场，在球场的总支出已超过南非世界杯的3倍以上。
询及是否代表本届巴西世界杯将“入不敷出”，甚至沦为收支不平衡的“失败投资”时，黄永安坦言目前下定论尚属言之过早，毕竟世界杯能带来的利好因素不只是“短期刺激”，而是长期性的“长线投资”。
“主办世界杯的好处包括改善国家形象、提振国内社会风气、庞大经济收益的3大重点，也可以有效检视国家的公务员制度如军警的维安表现是否合格等；惟各国的‘体质’不同，上述利好因素也会变相减少，甚至转为不利因素。”
他认为，目前为止，巴西人民在世界杯前的激烈抗议，到了比赛开打后会否减少，尚属未知数；各种收入包括门票、广告、转播权、周边产品与连带产业等，都必须等到比赛结束后才得知其确切影响，因此人们不应立即为巴西世界杯的糟糕问题盖棺定论。
他以另一世界大型运动赛事─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日本藉著亚洲第一个成功举办奥运会的气势，成功在国际社会上洗刷二战时的名声，提振日本社会士气与人民的爱国之心，也进一步带动往后20年左右的经济起飞。
“1992年的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则稍微不同，西班牙政府在奥运年前投入钜资，在1991年开始出现经济负成长，奥运会结束后的跌幅程度更大，直到1994年后才逐步恢复；而如今西班牙的失业率甚至达到26.7%，虽然不可完全赖在奥运会的身上，惟也再一次展示了不同的国家经济体制，引起的不同后果。”
如何回馈人民是关键
黄永安指出，欲透过主办世界杯为自己打造美好形象的巴西并没有做错，人民的抗议与不满也只是反映多年来的体制问题，因此两边并没有明显的对错，而到底谁是谁非，则需要至少3年的时间才能看清。
“这次世界杯球场与基本设施的工程由谁负责呢？是来自外国的设计师与劳工吗？如果不是巴西人民负责，所有球场设计、原材料到人工费都是交给外国人负责，也无助于提高巴西国内的就业机会与经济发展。”
他不讳言，即使巴西能透过世界杯取得大笔收入，如何回馈给人民也是关键问题。
“撇开世界杯的收入，即使巴西今天发现一个新油田，他们要如何回馈给人民呢？如果透过派发福利金，既没有带动生产力，也和施舍没有两样，因此如何透过收入带动工作机会，是值得巴西政府深思的问题。”
“巴西这次投入369亿令吉筹办世界杯，看似相当庞大，除了‘有形收入’如门票、转播费用、广告费与旅游业等，还必须算上‘隐性收入’如国家形象、大型设施的‘使用潜力’，而这些就留待巴西人民之后自己亲身感受了。”
经济体质好 世杯才有助益
询及从1994年美国世界杯开始，各届世界杯主办国在当年的经济总量幅度皆有小幅增长，包括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经济总量增长1.4%、1998年法国增长1.3%、2002年韩国与日本分别增长3.1%与0.3%，2006年德国增长1.7%时，黄永安认为，世界杯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主办大型赛事不一定会失败，而必须视乎各别主办国的‘经济体质’而定，上述所言的国家经济管理表现都很不错，即使没有主办世界杯，都有基础的经济成长动力，因此世界杯的出现犹如锦上添花，起到带动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法国在自家门前捧杯、韩国在2002年首次打入四强，与德国在2006年打进半决赛的优异表现，都有助于提振国内社会士气，达到拉拔经济的效果。
他补充，加上1994年到2006年左右，世界经济局势处于平稳发展阶段，消费心态正常且投资市场充满信心，也有助于主办国取得更好的经济表现。“2008年美国的金融海啸与随后的欧元重灾区是一个分水岭，如果上述国家现在再办一次世界杯，也很可能出现犹如巴西的乱局。”
国际足联比主办国“捞更多”
随著资本主义席卷全球，许多大型体育运动也沦为各种“捞钱”的项目，让人玩味的是，相比起大兴土木的主办国，负责承办世界杯的国际足联，与奥运会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似乎“捞得更多”。
据英国某体育营销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国际足联可从巴西世界杯取得43亿美元的收益，此前两届的世界杯，则分别带给国际足联20亿美元和36.7亿美元入帐。
这其中又以各国电视转播权与广告收入最高，在全球拥有庞大观众群的世界杯转播收入始终稳步成长，加上各大国际品牌争相投入广告，博取更多曝光率的情况下，国际足联可从中分别进账25亿和13亿美元。
在门票收入方面，截至世界杯开打前一个星期，世界足联已卖出220万张门票，而本届门票价格比起南非世界杯高出10%的情况下，相信门票收入不会比上届的2.72亿美元来得低。
体育趋向商业化
当然，世界足联也为巴西世界杯付出近20亿美元，包括5.76亿美元的总奖金、2.2亿美元的转播费用、给予参赛球员俱乐部与巴西足总的近一亿美元等；惟相比起庞大的收益，世界杯绝对是国际足联的“金鸡母”。
对此，黄永安认为，体育变成庞大的生意活动是无可避免的，因为目前世界上并没有足以取代资本主义的新制度，这点也和许多传统节庆包括圣诞节与农历新年，都满溢著浓厚的商业气息一样。
“如果没有商家义务推动运动赛事，主办国更不可能单靠税收完成整个赛事，因此在比赛中放置广告，对主办国与商家而言，也是互惠互利的。”
“至于所谓国际足联或国际奥委会分到更多收益的说法，也有无法量化的统计方式，包括上述所提的国家形象，与振奋国内信心等，都具有一定的议论空间，无法百分百武断到底谁受益。”
世界聚焦 巴西人借机提诉求
面对国内高涨的反对世界杯浪潮，巴西总统罗塞夫此前也一再声称，世界杯的各种投资，无论是球场还是基本设施如机场与道路等，最终都会“留在巴西”，惠及当地人民，而不会沦为“大白象计划”，惟似乎无法有效安抚人民的心情。
黄永安坦言，这种说法属于政治人物的典型话术，也是政治理论上正确的话术，不过最终成果是否真的惠及人民，只有巴西人民自己最清楚。因为到目前为止，人民的反对声浪似乎没有完全平息，甚至传出了世界杯期间不排除到球场抗议的谣言。
问题乃长期累积
“其实巴西的经济问题是长期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累积而成，巴西人也知道，不可能透过一届世界杯就可以解决如此长期的顽疾，而是趁著全球聚焦世界杯期间，向政府传达压力，希望借此取得更多政治资本。”
他解释，若巴西人民选择在平时进行各种示威活动，在国际上没有新闻价值之馀，也缺乏明确的证据论述；如今套用世界杯非凡的吸睛能力，并利用筹办期间的一箩筐问题佐证，也会让示威活动变得更有“道理”。
拉美缺共富观念
他认为，巴西与其他拉丁美洲文化一样，因为贫富差距以致经济出现结构性落差，黑市横行，加上强烈的阶级意识，导致许多人拥有“无法共富”的观念。
“我国许多华裔的传统观念都会抱著‘与民共富’的想法，如富豪通过捐款协助华小、老板为家庭经济困境的员工提供金钱援助等。这点在拉丁美洲封建文化中，森严的阶级观念中较为少见。而巴西盛行的抗议文化与强劲的劳工运动，也是导致经济无法及时复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