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行动管制令（MCO）以来，坊间开始出现许多因疫情而被减薪、辞退不获赔偿、强制放无薪假等事件，也有营运不受影响的公司趁机剥削员工，降低成本。疫情下，劳工权益与福利俨然成了另一个受人关注的课题。然而，无论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只要有雇佣关系，就有雇员被剥削的可能性。今年58岁的陈雪平从1991年加入职工会起，就致力为员工争取权益，30年来都在做同一件事，就因为她想给这些受压迫、剥削的人一点温暖和鼓励。
“为什么会走这条路？因为我爱管闲事吧！”陈雪平是沙巴银行职员职工会主席，也是大马职工总会沙巴分会副主席，多年来解决过不少雇员之间的权益纷争，为不少人谋得他们应有的权益。
自小“爱管闲事” 与上司斗智斗勇
中学毕业就进入金融行业打工的她，是从文员做起，入职不久，就已经为公司同事的权益越级向上头反映，为他们争取应有的福利。她还记得，当时只要在公司服务5年，贷款的时候就可以借到9万5000令吉，而公司另外还会额外加贷5000令吉给他们作为手续费。“在那个年代来说，9万5000令吉已经可以买到很不错的房子了，剩下的5000令吉向来都是直接批准的，一般上扣除手续费和保险，大家都会用来添置家具，算是员工福利。”然而，当时有3个同事买房子时，想用这笔职员才可以额外获得的贷款来购买家具，但上司刁难不批准。“合约上其实没有提到这5000令吉需要用在什么用途，所以我打电话回去总公司确认，只要有足够的单据就会批准。”于是，她直接拿了同事的申请档案去到经理室，询问是否可以审批，经理二话不说就批了。询及当时这样的做法会否担心未来被针对？“其实这样做是越级的，所以上司不喜欢我，但我也不理，反正我也不是在吃他的粮。”
陈雪平笑说自己从小就“爱管闲事”，就连家里门口的野狗打架也要管，总是会拿著藤条冲去拯救那些被欺负的弱狗，因此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1982年，她入职的时候工会尚未成立，但只要遇到不公平的事，同事们都会来跟她诉苦，因为只有她敢发声。1989年，《银行和金融机构法》的通过，让作为金融行职员的她也能开始参与工会，于是便在1991年时加入当地职工会。
“80年代的办公室没有现在这么严谨，很多人还是在办公室里抽烟，当时就有女同事因为吸入太多二手烟而流鼻血。”刚加入职工会，公司便发生这件事，因此她便以工会成员的身份与经理洽谈，虽然没有要求对方立马停止在办公室里吸烟，但提出了3个选择方案。最后，经理选择了最便宜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允许在办公室里抽烟，但公司必须无限量提供飞机专用的空气清新喷雾。“在那次之后，每次只要上司一抽烟，我们就把他当蚊子来喷。他不仅自己抽烟，还会邀请客户一起在办公室里抽烟，但我们不管还是照喷，有一次还吓到了客户。”回想起早年在办公室里与上司斗智斗勇的情况，她笑说当时觉得很好玩，原来解决问题也可以用这样比较人性化或幽默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硬邦邦的。“很多工会的做法是很直接了当的，可能会坚持他们不能在公司里抽烟，但我倒是觉得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慢慢去适应这些改变，否则会两败俱伤。”
助人却反遭责怪 现只求无愧于心
投身职工会服务多年，她处理过大大小小的权益争取个案，但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2007年为银行员工的调薪幅度与业者谈判了30个月。“他们的合约才36个月，谈判就用了30个月，是我手上用最长时间去谈判的个案。”她透露，银行调薪制度是3年一次，要求30%，一般一年只能拿到3至4%，但当时资方表示需要以取消2个月的合约花红作为代价，后续的花红则视评估表现来发。然而，她认为这并不合理，因为作为银行的文员并没有一个实质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可以参考，因此花了很长时间教导会员如何与上司谈判，了解自己的评估指标与需要达到的KPI。“就好像考试一样，你一定需要知道大考考什么科目，知道自己在什么方面需要达标。”后来，工会帮会员争取到3年17.5%，却引起了另一个纠纷。“通常我们在帮大家去谈判之前就会先签约，届时谈判得来的福利需要抽出10%给工会作为运作费，也就是拿到1000就给工会100。但是，这次谈判拿到的幅度很高，每人大概拿到1、2万，所以就开始有人不肯给了。”为此，甚至有人指著她的鼻子大骂：“如果你不是女人，我就打你了！”有人表示她单身不需要用到这笔钱，没有顾及到其他已成家会员的感受，但当时其实是她最需要用钱的时候。
谈判时期，陈雪平的母亲发现自己罹患癌症，正是需要花钱做治疗的时候。但当时她忙于谈判，经常需要为其奔走，并且在谈判期间安抚会员不安的心情，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在母亲身边。尤其当时她在亚庇，母亲在山打根，每月只能飞回去陪伴母亲几天，无法侍奉左右。“我知道，如果母亲有个万一，一定是我这一辈子的遗憾。我没有办法，这是我选择的工作，而我母亲也很明白，她理解我，叫我好好工作。”谈判还未结束，母亲在2008年年底便已离世。“虽然我有陪伴她走过最后的时光，但现在回想起，当时我还不够成熟，如果是现在的我，就会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为了会员奔走而无法侍奉生病的母亲，最终却遭人责怪，认为她太贪心，这样的遭遇实在让她心寒。她感叹，那一刻她看到的是人性。“我才明白帮人不要有期望，不然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往后无论人家是否珍惜，我做了对得起自己，开心就好。”最后，工会理事决定将这费用从10%减至5%，才停止了这场风波。
跨领域协助更多弱势群体
本著一颗助人争取权益的热诚，陈雪平从工会会员，变成秘书、支会主席，最后在2002年当上沙巴州银行职员职工会主席，一直做到现在，后来更因身为职工会主席的缘故进入马来西亚职工总会（Malaysian Trade Union Congress），成为大马职工总会沙巴分会副主席。因此，她从为银行职工争取权益，慢慢跨领域到其他范畴帮助有需要的弱势群体。
在职工总会下，各个职工会的领袖都会互相交流，寻求合作或帮助。陈雪平分享，职工总会的负责人需要帮忙处理劳工纠纷，甚至是作为劳工的代表上庭。“沙巴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劳工权益，帮助他们是希望能给他们一个投诉的出口，为那些被欺负的人解决问题。”她直言，做这些是为了给这些在社会底层的人一个希望，抚平他们在当下受到的伤害。即便有些案子上到法庭也没有胜算，但她希望职工总会的帮助能给他们一丝温暖，在处理问题的这段时间内给他们一点时间去缓冲自己受伤的心以及对未来的彷徨情绪。
她举例，早前曾两度为同一艘船处理问题，第一次是2012年，船上有20个水手没有收入，于是帮助越南业主拍卖船只，最终花了3年时间成功卖出，成功安排16位水手回国。后来2019年再次接到水手个案，才知道是同一艘船，只是不同业主。“说起这艘船，也能写一个故事了。我没想到那时候买船的业主用这艘船来骗水手，还在他们上船工作之前收了每人数千令吉的押金，但他们从2018年6月工作到年底，半年来都没拿过薪水。”听到这个消息时，陈雪平就知道自己有处理海事个案经验，这个个案必须由自己继续跟进下去。于是，当时才发生车祸，动了4次手术的她就坐著轮椅到处去为这些水手奔走，花了2个月的时间才成功把水手们送回国。“我还记得，当时我把所有相关政府部门的负责人放在一个群组里，每天在群组里跟进，我想他们看到我都怕。但是没办法，这个牵涉到强迫劳工，更需要尽快解决。”
2019年，她接到一个有关沙巴某学院讲师已经一段时间没有拿到薪水的个案，于是前去跟进。陈雪平解释，当时这所学院隶属于某大学，到大学了解情况时，校长不愿出来对话，财政也不肯出面商洽，于是她逼于无奈只能找报社刊登相关事件。“结果，新闻一出，当晚这些讲师们就拿到薪水了。”虽然解决了当下的问题，但这所学院在去年历经重组，加上政治变动后，老师们再次面临拿不到薪水的问题。“后来听说这家学院被私人机构接手，但还是有几个老师没有被请回去。”
这类事件在职场上层出不穷，陈雪平也只能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但她感慨，如若当事人自己都不紧张，外人很难介入帮助他们。她曾遇到一些被雇主剥削，一天几乎需要工作24小时的员工，大家甚至被迫睡在公司里，但在接到案子后要求他们向相关单位提出投诉，好让职工会跟进时，对方却不积极配合，后来疫情爆发便没了下文。
.jpeg "2018年，陈雪平遭到车祸，动了4次手术。在休养期间接到水手被强迫劳动的案子，于是坐著轮椅四处奔走相关部门，最终成功将10名水手送回各自的国家。")
多年坚守文员岗位 提醒自己莫忘初衷
加入职工会30年，问她一路走来最难的是什么，她说：“最难的是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这件事。”多年来，看尽各种面孔，她明白有些人加入工会并不是为了助人，而是抱有其他目的，“可能刚开始他很单纯地想要帮助别人，但等他坐在这个位子上看到各种利益和权力时，人心可能就慢慢变了，在这里，可以看透一个人的人性。”这也是她一直坚持继续做职工培训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一味地听大家说的。
“如果没有参加工会，我想我不会学到这么多东西，懂得劳工法、公积金、社险等的权力在哪里。”虽然刚开始要跟银行高层、首席执行员打交道时会觉得很压力，但她认为人的表现都是靠经验累积出来的，透过经验再去调整自己的表现，就能做得更好。“当然，要面对那些首席执行员（CEO）是很压力的，但我转念一想，CEO也是打工的，我怕什么呢？”于是她便有了勇气去与他们谈判。
每个工会服务的对象不同，陈雪平的工会的服务对象是银行文员，因此她坚持留在文员一职，多年来不曾高升。“我满足于现在的情况，物质上满意，工作上也没有办公室政治，留在这个位子不需要虚伪奉承，可以讲真话，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她一点都不认为留在这个岗位对自己来说是屈就，反而对自己可以帮助别人而感到高兴。虽然公司因她的职务而给予额外的弹性上班时间，但她每星期仍会回公司上班几天。“工会主席这个头衔听起来让人飘飘然，回到公司上班我就是一个文员，这样可以提醒我自己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在这条路上走了30年，陈雪平笑说自己也该退下来给新人机会了，但退下之后并不会休息，而是专心做职工教育，让更多沙巴人认识自己的职工权益。她希望自己还能再有20年的时间，可以一直教下去。“如果有得选，下辈子还想再做同样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