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文同样的地名何其多，笔者老家雪兰莪Serdang（沙登）、吉打南部Serdang（西岭），又是一对双城记，然而这两个Serdang勉强仅能称作镇埠而非城镇。由于马来文地名一样，多年前一个电视美食节目，拉队到西岭介绍潮州“炒粥”，竟然错把Serdang叫作沙登，当然这是因为沙登比西岭名气大，据说西岭华民都知道雪兰莪有个沙登，但沙登华民却多半没听说吉南有个西岭。
Serdang是一种棕榈科植物，话说全马有不少以Serdang命名的地名，如北马玻璃市新邦安拔有甘榜Serdang，霹雳高乌有甘榜Bukit Serdang，雪兰莪加埔有甘榜Sungai Serdang，柔佛新山有甘榜Seri Serdang，甚至砂拉越老越（Lawas）都有甘榜Serdang，此外印尼苏门答腊北部亦有Deli Serdang，1723年还建立了一个Serdang小王国，统治者亦尊称为苏丹。
英殖民政府最早记录沙登的存在，是1824年一名叫John Anderson的官员，他踏遍马来半岛视察与记录经济活动尤其采锡。据其视察，在Lumpoor（那时尚没有吉隆坡）一带的采锡区，包括了Sirdang等地。1955年，英殖民学者J. M. Gullick论断，Sirdang即为沙登，并指巴生谷采锡超过一世纪之久，但直至19世纪仍是小规模作业，到了1824年数个锡矿区始出现“村落”。
沙登的中心是沙登新村，周边被住宅区、商业区包围，名副其实的“城中村”。在组建新村之前，华民把这里唤作老蒲种（Puchong Lama），惟与今日蒲种毫无关系，地名由来与华民口中的蒲种园有关。老蒲种有一段“老秀才”寻龙脉之风水传奇，他预测日后沙登必成千丁万口的宝地，今日沙登果真成了人丁旺盛的好地方。
1922年生的曾天来老师告知，这位老秀才原名曾孝良，一般都称他曾淡泉，也有人叫他曾淡才。然而，所谓老秀才之说，或是指饱读诗书，非真正考获秀才，曾孝良1900年代来马寻求发展，最初开杂货铺，后申请到老蒲种400亩地种橡胶。都说，曾孝良识得一些风水勘舆术，到处探寻传说中的龙脉。最终，曾孝良在蒲种胶园发现一块“生龙口”，其“龙身”蜿蜒至古腰（Kuyow），在“龙颈”处还有一道清澈小溪，环绕整个老蒲种。
找到了“来龙去脉”，曾孝良满心欢喜，于是就在“生龙口”建立大洋楼，另外在龙脉地建造了生基。岂料大屋尚未建竣，有割胶女工无意发现“龙颈“河边蕴藏锡米，晚上便联同伙伴摸黑去偷偷淘洗。你淘我淘，越挖越深，小溪挖成了河道，导致土崩泥陷河水变色，邻近华民都说“龙颈”被割伤流血了。此后曾孝良面对多方不利打击，尤其彭亨都赖（Tras）开垦500亩血本无归，加上当时橡胶价格大跌，时已70多岁的老秀才心灰意冷，黯然离开南洋回到中国惠州终老。
沙登中文地名，也曾用过沙戥、沙丁。既然沙登起源于今沙登埠（Serdang Lama），而沙登埠又以客家人为主，所以很多人想当然中文沙登地名源自客家话。不过，根据客家话与粤语发音推断，有理由相信沙登一词源自粤语。以Serdang发音为准，马来话dang的发音为“当”。“登”粤语发音为dang（与粤语灯同音），而“登”的客家话发音是den（与客家话灯同音）。实则沙登、沙戥这两个粤语发音皆与马来话dang极为相近，客家话发音反而都与马来话有一些差距。
1921年“沙戥”两字最早出现在中文报，1923年开始有中文报用“沙登”，而“沙丁”则迟至1938年才出现。紧急状态时期，1949年组建新村，命名为Serdang Bharu，中文报音译成“新沙登”或意译成“沙登峇鲁”，后来始敲定为“沙登新村”。早年除了沙戥及沙登， 1928年林穆群的《马来半岛商埠考》记之“纱灯”， 1935年李焕然《英属马来亚概览》记之施尔丹，1939年傅无闷《南洋年鉴》则记之西丹，沙登父老告知 有一段时间火车站牌的中文却为“色丹”。
一般外地朋友感混淆，沙登与史里肯邦安（Seri Kembangan）如何区别？其实沙登一开始即已存在，即便1980年代起开发的新住宅区，如沙登再也（Serdang Jaya）、斯里沙登（Seri Serdang），以及后来的沙登岭（Bukit Serdang）、迪沙沙登（Desa Serdang）等，都少不了Serdang这个标志性地名；至于史里肯邦安这个名称，是1970年代中期当权者取代沙登的新地名，虽说在马来文里意为“发展之邦”，就只是一个没有历史意义的修辞名称，即便用了半个世纪，本地人还是习惯唤作“沙登”，至今仅有少数小区称为史里肯邦安，说完就是一个官称行政名称而已。
沙登尤其新村客家方言群集中，客家话通行无阻。1938年生的前州议员曾国干告知，1959年首届大选，社阵领袖在群众大会开头总会说一两句客家话，其中一个杀手镧就是客家山歌作号召，请来山歌王叶纪兰等人嘻笑怒骂，曾国干犹记得有一首山歌是这样唱的：“帆船就是烂板钉，无风吹佢唔晓行；大风将佢来打烂，烂板拿来钉屎坑。”帆船即当时的联盟标志也。
人民党1959年沙登地方议会选举胜出上台主政，21岁的曾国干被推举为沙登新村地方议会主席。据他忆述， “沙登新村地方议会开会一大特色，就是以客家话为媒介语。那时候的新街场县署华民事务官梁河志，列席沙登地方议会时也说客家话。”地方议会开会说客家话，前来旁听的村民自然踊跃，亦体现了地方议会的透明化。
吉南西岭则为潮州方言群集中区，不过除了潮州话，如今闽南话与华语亦通行，这与沙登情况有些相似，除了客家话以外，如今粤语与华语同样通行。二战前，西岭多写成“栖兰”，1935年《侨民学校调查录》、1935年《英属马来亚概览》皆记之栖兰。“栖”有两个读音，一为妻，一为西，前村长廖春寅告知，当地华民以潮州话称谓栖兰为Sei-lang，与现今潮州话称谓西岭没有两样，就只是中文的写法不同而已。
1952年在怡源园地段上组建西岭新村。根据廖春寅，西岭有两个华民新村，一个称西岭新村（Kampung Baru Serdang），一个称怡源园（Kampung Ee Guan），所谓两个新村实则为一个新村，即西岭新村，怡源园亦在西岭新村范围，官方多合称之西岭（怡源）新村或Serdang （Ee Guan）。村内约有480户，80%潮州方言群，其中不少为潮州普宁江姓人氏。1948年生的水果贩袁来平，身为粤籍也说一口流利潮州话，他称不论粤客还是其他方言群，在西岭营生必须能说潮州话。
怡源园是南来潮州人黄怡源开发的胶园，他的其中一名孙子黄秋贵曾任副部长，廖春寅妻子黄爱玉也为黄怡源孙女。除了开发胶园，黄怡源也有多间制作胶片的烟房，以及在西岭埠街上设数间店铺收购胶片。西岭距离居林17英里，二战前亦为公路一大站，可如今与大道有一段距离，至今西岭只能是一个小镇埠。二战后西岭埠约有60间店铺，至今西岭埠街上则有约百间店铺。
廖春寅亦为西岭华人义山公冢总务，至今发现最早的墓碑为民国十五年（1926年），可见约莫20世纪初华民已在西岭立足。二战前，西岭也曾开过两个锡矿，一个靠近今西岭义山，一个在大街后方今美化为Seri Serdang广场。西岭崇华学校创于1922年，还有一所育英学校，组建新村后两校合并，成为今天的西岭华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