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兰莪锡米山（Sungai Chua）与森美兰朱湖（Chuah），由于马来地名相近曾引起混淆，虽不致如彭亨文冬（Bentong）与泰南勿洞（Betong）之阴差阳错，导致南来欲投靠亲友的广西人去错了地方，但也因Chua 与Chuah字面与拼音太相似，媒体曾误把冯京当马凉闹出大乌龙，话说1938年英文报Malaya Tribune，便把发生在朱湖的“猪粪骚乱”，误当作发生在锡米山的一场冲突，即连标题也错置为Sungei Chua Riots！
也因为Chua 与Chuah，锡米山与朱湖亦曾被误解为源自蔡氏的地名。蔡，是本地华民的大姓之一，各个领域都出了不少蔡姓名人，如当过内阁部长的蔡锐明、蔡细历两位潮州籍大佬，再如祖籍福建的企业家蔡㐷友等，由于福建蔡姓、潮州蔡姓本地的拼写法皆为Chua或Chuah，以致非华人也对Chua 与Chuah耳熟能详。
查询马来文字典，确无收录Chua或Chuah，不过倒是有cuah这个字，有字典称意为倾倒或抛弃，也有字典称意为流泻或泛滥，反正都与蔡氏无关。闻名知义，锡米山以锡矿起家，住民以客家人占多，粤籍人居次；朱湖华民早年则以烧炭、种菜养猪捕鱼为主，福州人占约80%，福建诏安人居次。客家人蔡姓为Chai，广东人为Choi，与锡米山的Chua截然不同，而福州人蔡姓亦为Chai，基本上几可论定锡米山与朱湖两个地名无关蔡姓。
既然无关蔡氏，Sungai Chua究竟出自何处？首先必须说明，锡米山虽是1950年紧急状态时组建的新村，但早在此前至少半个世纪锡米山已然存在，新加坡报业新闻库1917年已有Sungei Chua Estate（锡米山园）之报道。如此说来，Sungai Chua之得名确实因为一条河？仔细翻查手上各个年代的英殖民地图，终在1950年地图中发现这条河道的踪迹。
根据这张地图，原来这条Sungai Chua压根没有流经锡米山，更无流经加影，而是发源自沙登园（Serdang Estate）南部，从新街场路旧路南下至14英里丁字岔路口，也即“双邦”（Sempang Serdang），今国能大学Uniten交通圈。双邦，又称新邦或先邦，而Sempang为洋人对Simpang（岔路口）的拼写法。锡米山园也是在沙登园南部，就在这条河旁边，故取河名为园名。
锡米山坐落在冷岳河（Sungai Langat）旁，是冷岳河早年所形成的锡矿聚落之一。至于锡米山原指一个小山坡，即今卫理公会教堂至锡米山华小的高坡地带。一衣带水的加影，在1807年就已开发。不过，直到1870年代，华民前来锡米山采锡，加影地区才开始兴旺起来。直至1950年代，锡米山仍然锡藏极丰，满山遍野都能挖出锡米，甚至连下雨都能冲出锡米。
话虽如此，锡米山并非Sungai Chua独享的称号，粤客华民把发现到的“锡米仓”，即杂质少、质量高、藏量多的锡矿都惯称锡米山，如离不远的沙登鸿发锡矿（今绿野旅游城）及同生锡矿（今顺达山庄），由于锡藏量极丰，“随处小便都能冲出锡米”，这两个世界最大的露天锡矿场，远远超越了Sungai Chua，更被洋人惊呼为Shik Mai Shan（锡米山的粤语拼音）！
甲必丹叶亚来的得力助手赵煜，在加影和蕉赖一带，拥有大片锡矿场，引进许多客家人、广东人前来采矿。早期前来锡米山开矿的，还有“锡矿大亨”陆佑、邱冠鸿等大矿家，后来者尚有张昆灵、陈大利等矿家。此外，福建安溪人也在锡米山开矿，刘永建1954年《邑儒南迁简志》便提到，早在1880年代，安溪蓬莱人刘祖禁，已前来锡米山开矿，并发现了“锡米石”，俗称“锡米牛”，即含锡量极高的矿地。锡米石也好，锡米牛也罢，即为粤客借口中的锡米山。
1898年创建的佛爷庙，1922年创建的乐育学校、1925年创建的中华学校，说明华民在锡米山走过的岁月。1950年，散居在锡米山、加焦（Kachau）、双溪甘登（Sungai Kantan）、武来岸（Broga）和阿依淡（Ayer Hitam）等地华民，全被集中组建了锡米山新村。迁移人口超过4000，也是加影区唯一的新村，村民以惠州客家人居多。
1951年新加坡英文《虎报》（Singapore Standard），在报道紧急状态加影地区的宵禁时，形容锡米山“是一个由胶工组成的新村，他们每日骑脚车数英里，到加影外围的洋人大胶园工作。”这些大胶园包括士毛月园（Semenyih）、西方园（West Country）、巴朗勿刹园（Prang Besar），以及华民俗称的“臭鬼园”，即双沟南马园（Sungei Ramal）等。
一路走来，经过多年发展进程，锡米山和加影已经连成一体。交通尤其四通八达，四周都是高速公路环绕。但发展也令村民付出沉重代价，1996年加影外环公路（SILK）的兴建，就酿成了80户村民逼迁事件，锡米山新村也被外环公路一分为二。其中一边的锡米山新村，紧挨著重组村仙水港（Bukit Angkat），同样是惠州客家人的聚居地，早年有清澈山水流经当地而得名，二战前仙水港亦被记之“鲜水港”，许是客家话“仙水”与“鲜水”同音之故。而另一边的锡米山新村，则毗邻著重组村关东峇鲁（Kwan Tung Baru）。
朱湖历史亦算悠久，惟多数人未曾听闻有此弹丸小埠，更不懂其偏远地理位置。然而，只要说到1999年那一场立百猪瘟大浩劫，重灾区武吉不兰律（Bukit Pelanduk）与双溪立百（Sungai Nipah），便是属于森美兰的朱湖州选区，如此对朱湖位置便多少有个概念。整个朱湖归波德申市议会管辖，mukim即区级行政区则属宜唛（Jimah）。朱湖也非区内最大镇埠，而是华民比较熟悉的武吉不兰律，这里曾是全马最大的养猪社区，饲养的生猪数量曾超过100万头。
全盛时期的朱湖，埠上短短一条街场，亦不过十来间店铺，如今大多数已收业。朱湖二战前有百多户华民，战后仅剩下约莫70户。早年朱湖华民，泰半养猪种菜，港边渔村则住有华民、马来人数十户，出海捕鱼为生，当时螃蟹、虾产相当丰富。此外，早年朱湖烧炭工厂不在少数，当年是波德申区除芦骨（Lukut）、宁宜（Linggi）以外的炭产重地。朱湖靠近咸水芭地，木材来源甚易采伐，炭质也良好，炭产多运至芦骨、雪邦两处，再分销至森美兰、雪兰莪各地。
由于朱湖地处偏僻，二战后经常传出老虎等猛兽作恶，伤害牲畜吞噬生猪，以致养猪业者莫不心惊胆寒，唯有请来芙蓉的狩猎队出手射杀老虎。至惊骇是，朱湖海边鳄鱼大小成群出没，经常吞噬华民所养家畜，同样劳动芙蓉狩猎队出手，曾击毙一条重约400馀斤之巨鳄，宰割后在其腹内发现人骷髅数根，甚至还有男子裤带纽一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