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打首府亚罗士打南边25英里，有一个奇特的村落Kampung Cina，流传一则古老又神秘的传说，这里住著200户约800人口，几乎尽是全盘暹罗化的华民。至奇是，此村形成聚落近300年来，祖辈口头相传的一批开发领袖为明朝末年遗民，首领郑天恩被指或是明末抗清的郑成功之子，他率同其子郑能，以及亲信如管家陆男、武将洪百甫等27人外逃至泰南北大年（Patani），结识了也在北大年避难的吉打王储Tunku Abdullah，并受邀南下吉打落户以在战乱中助一臂之力。
这个村落华民最初依据区名唤作Padang Kerbau，1824年英殖民官员John Anderson记述此地有309间住屋。马来文Kerbau即水牛，1965年黄存燊《华人甲必丹》记之巴东克保，1967年黄尧《马星华人志》记之水牛坡，1993年锺锡金《吉打二千年》记之巴当可包，2005年陈鸿洲《吉打风雨路》记之巴当格茂，资深通讯记者王良记称之巴东各卯，而周边一带华民多唤之“山顶”，暹罗话地名则为同快（Thong Kwai）亦为牛场之意。后来直称Kampung Cina，据说亦采用了上百年，也有人称之甘光支那或甘榜支那，Kampung Cina老村民王福春则唤之“唐人寨”。
吉打暹罗化的华民村落不仅是唐人寨，Kampung Cina北边数公里外的南邦（Lampam）、还有纳卡（Naka）以及纳米（Nami）等地，原来都是暹罗化的华民村落。1912年英文《海峡时报》在一篇人口普查的报道中称，吉打各族群之间的通婚很普遍，后裔甚至以外语替代自己的方言，其时便有638名华民、108名暹罗人及78名印裔不再说自家方言，华民父亲与暹罗母亲生下的孩子，基本上只说暹罗话与马来语，至于有些宁说暹罗话的马来人，也即被称为Samsam的马来人，人数比说暹语的暹罗人更多，而且他们的妻儿一般都忽视马来语。
至1946年英文《海峡时报》又称，吉打所有暹罗人几乎享有与马来人同等的权益，包括保留地也同样开放让他们申请。唐人寨老村民王福春不讳言，暹罗化可享有如土著同等权益，包括他在内的唐人寨华民都选择了入暹。不同的是，王福春曾在亚罗士打受中文教育，虽说他身份证上的名字已改为暹名Bon Lua，但只有对外官方用途始采用暹名，日常仍坚持使用祖先的姓氏“王”。王福春既说一口流利华语，也通晓英语、马来语，更说一口流利本土暹罗话，惟移居亚罗士打组织家庭后，下一代虽保留暹名但已不说暹话了。
所谓暹罗化，即口语与风俗，当然也包括宗教（暹佛），均按照暹罗人生活习惯。王良记、王福春皆称，唐人寨与其他暹化的华民村落，主要区别在唐人寨暹化的华民比较多，其他则是原暹罗村民居多。然而王福春告知：“唐人寨仍有原暹罗人，惟如今多已通婚难以区别你我，不过从外貌勉强尚能分辨一二。若以在家文化风俗习惯，过年过节就能一览无遗，暹化华民在外地工作、求学的游子，农历新年、清明扫墓都必定返乡。我有一个堂妹，已皈依穆斯林，也带她的儿女回乡跟我们拜年，这就是唐人寨的特点。”
唐人寨另一奇特的存在，是村里至少出了两位甲必丹，还有另两位传说中的甲必丹。吉打官方记载的兄弟甲必丹李欲修、李欲正便出自唐人寨，两兄弟除中文亦精通马来爪夷文，一被委为苏丹私人秘书，一则为苏丹的财务司，既受苏丹器重亦在官场中享有尊贵地位。笔者不久前到吉打采风，在王良记、王福春等领路下，微雨中在村民的果园实地探寻李欲正之墓，另外在胶林深处亦探寻了李氏兄弟父母李蛋观、洪维登，以及外祖父母洪百甫、林勤俭之墓。笔者并发现，在母亲墓碑上李欲修名字写成“收”。原来漳州话收与修同音，李欲修原名或是李欲收之误？然而，亚罗士打李欲修墓碑上却又作“脩”。
洪百甫墓碑上注明原籍云霄，李蛋观墓碑则注明原籍铁山，这两地皆属福建省漳州府。云霄是天地会起源地，曾是反清复明大本营之一，入会志士大多以洪字为姓参与抗清，职是之故洪百甫或非其真名，但洪百甫看似亦非泛泛之辈，因“百甫”含有第一百名志士之意，王良记推测洪百甫或是习有南少林功夫的武将。洪百甫墓碑志明卒于乾隆庚寅年即1770年，Tunku Abdullah被圈定苏丹继承人后引起多个党派内讧，王良记相信洪百甫在暹罗人趁乱入侵时战死。
1938年生的王良记，母亲郑庄沅汆为郑能幼子郑文璋的外孙女。母亲一辈曾告知先祖口述，郑天恩等是躲避满清皇帝的追杀逃至北大年再转入吉打，母亲生前每次扫墓都会带同王良记等儿孙拜祭郑天恩、郑能等先人，不过他们的坟墓或因身份隐秘，没有立墓碑刻载姓名、原籍地等，母亲仅告知先祖原籍厦门。王良记根据祖辈口传线索，遂推测郑天恩或是化名，很可能即郑成功第六子，原名郑宽，又名哲硕、硕之，约莫1740年代来吉打时已是60出头了。“郑天恩管家叫陆男，陆男也可能是化名，六男，第六男也，那不是暗喻第六子吗？”
根据王良记，郑天恩原墓离唐人寨仅500米，再北边即其子郑能等墓，现其后人迁墓重修，由于暹化不懂中文，墓碑上非但没有中文，即便“郑”姓也没有了，仅志明闽南话发音的Thian In（天恩），以及Anak Lelaki: Pek Leng。然而所谓郑成功六子毕竟离奇且犯驳太多，其一郑成功原籍南安并非厦门；其二依据台湾郑成功后人之说，1683年郑成功第六子即已隐姓埋名于台湾，并育有郑克培；其三郑天恩1740年代来吉打时或是70岁矣，那时候寿命较短即便60出头是否有必要外逃？其四，郑成功10子之中，据记载只有第五子、第九子失踪，完全没有提及第六子下落。
郑天恩身份神秘，其子郑能更是传奇，相传郑能五岁随父来到唐人寨，长大后在助苏丹平乱时救了一名马来女孩，带回领养约莫10年后与女孩成婚，后来的后来始知女孩有王族血统，马来社会便称郑能为Baba Leng（峇峇能），华民则唤之“阿伯能”。祖辈曾告知王良记，郑能与苏丹关系密切，曾受委Kota Setar（今亚罗士打）甲必丹。话说回来，郑能受委甲必丹的传说没有任何佐证，1869年Kota Setar确委有一位甲必丹Ah Seng，但那时郑能超过130岁不可能是同一人！
至传奇也至争议却是1810年代受委Kota Kuala Muda甲必丹的Baba Seng（峇峇成）。峇峇成先是一名剃头匠，后来开设赌场发了财，在他担任甲必丹时公正不阿，对进出Kuala Muda的英国船也照样征税，被英殖民官员标签为blackguard（恶棍之意），后来甚至为他扣上接受赃物、窝藏海盗的罪名，1818年槟榔屿总督Bannerman曾施压吉打将他免职但未成功。暹罗人对峇峇成也没有好感， 1821年暹罗入侵吉打后便把峇峇成关押，但马来社会视峇峇成为英雄，因他协助吉打马来人对抗暹罗，马来学者Mahani Musa相信峇峇成属于包含海山在内的Tua Pek Kong（大伯公会）帮会，而当时亲暹罗的辜国财则属义兴帮会，换言之吉打暹罗之战亦有华民帮会涉及？
峇峇成的原名与出生地没有任何记载，王良记推测有可能是郑能次子郑丁成，因父峇峇能之名遂也被唤作峇峇成，时间点上虽有可能惟同样没有任何佐证。说完一句，唐人寨先人源自明末遗民看似不假，但所谓郑成功第六子、峇峇能及峇峇成父子甲必丹之说，或许有过多戏剧化的想像和臆测？至关键，这批明末遗民来吉打相助对抗暹罗，到最终明末遗民却成了全盘暹罗化，这是历史的玩笑还是历史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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