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日前马华上议员郑联科在国会发表言论，呼吁举办了50多年的土著经济大会，政府应该停办，理由是它的效果不佳，只让一些马来上层社群带来暂时利益，而是应当筹办能够真正造福全民和马来人的代表大会。
问题的症结是，马来人作为既掌控政治实权，又紧握军警指挥权的国内最大种族，为何还要不断筹办经济大会，以提升本族经济地位，但又效果不佳。这其中是不是有族群内部文化因素困扰，或是从种族自卫机制为出发点，针对华人的经济成就而发出的呼叫声？
换句话说，假设大马完全没有华人，马来人是不是就此没有必要开办土著经济大会，谋求突破族群经济发展瓶颈，因为他们已经变得更富裕了呢？如果马来人真是基于华人的经济成就感到相对落后而发声，我们不妨从种族文化及其追求经济价值的命题来探索这个课题。
纵观许多研究族群经济表现的国际知名学者看法，他们普遍认为人与自然环境的生存关系、普世价值观和宗教可以影响族群体的创造性和生产能力，包括对物质与非物质层面的追求与实现愿望。
著名的英国学者泰莱（Edward Tylor) 认为，一种族群文化的特殊性，是经过长年累月而形成，会广泛影响其成员后天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范畴包括对知识的吸取与应用，以及从宗教信仰、艺术、法律、道德观和风俗内涵等获取的一切能力和习惯。此外，还有许多实例研究指出，教育水平，人口增长，营养质量，资本投入和科技创新元素，并不一定能真正代表经济表现的指标。
因此，民族文化对族群的经济活动与发展有著深刻的影响力。在全球化多变莫测的时代，僵固不变的民族文化，必定会在经济发展层面，构成对其族群的时代应变和创新能力的一种障碍。
笔者认为，任何族群除了精神层面的宗教文化，它的实质生活离不开以物质生产为基础，运转机制由生产，进而交换、分配、消费链条组成。但这个链条必须依赖集体不断努力扩大物质生产资源，以满足来自各个利益方的索求，但马来社会各方的索求又因人口大量增加和消费底线逐年上升，分配额难于满足各方，加上消费额的分配并不公平，而是以那个利益方掌控分配权为准。
这种存在于目前马来族群内部争夺资源而闹分裂的局面，也是促成土著经济大会得继续不断召开的主因，形式上寻求促进马来人发展经济途径，但又不能认真投入，因为应变和创新的努力和代价异常巨大！
历史经济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研究发现韩国和非洲加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存在巨大差距，把民族文化差异归纳为主因，将发展阶段之间的不同和教育背景等视为次要因素。同理，我们还可以列举另一实例，对奉行实用主义的英国殖民者来说，19世纪末英国在考虑橡胶栽种地，作为工业原材料供应地时，宁可选择遥远东南亚的马来亚，利用外来移民开发橡胶种植，却舍弃地理靠近本土但具有同一热带雨林自然条件的西非殖民地。这说明了投资人对生产地族群文化的重视，并作为选择投资地点的指标。
现在让我们大胆假设大马如没有务实又对物质追求反应特强的华人族群，在缺少了这个大消费的纳税人族群的条件下，马来人的经济生活是否会更好？人们可想像到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居多。在市场经济机制下，我们不难理解和接纳族群文化跟经济增长的紧密关系这点逻辑。在东南亚除了新加坡之外，我们也可以从各国的华人人口比重中衡量，并见证到华人较高比重的马来西亚，国民个人收入水平相对高的依据。
本文目的不是褒奖华人对经济物质追求的积极反应文化，对提升本国经济增长有重大贡献，而贬低马来人在这方面相对低的反应文化，造成数十年来虽不断筹办经济大会，但又效果不好的结果。华人社会具有儒家传统重视的勤俭、坚韧、诚信等精神文化，对市场经济建设和运作是有很大帮助的。文末我们不过是衷心祈望，与其经常筹办马来人经济大会而无实质效果，还把华商当作竞争对像甚至用政治打击手段，不如吸收一点勤俭、坚韧和诚信的精神文化，不就更有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