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尝陟高山、临深谷，揽怀古迹，凭吊兴亡，徘徊而不能去。又尝过诸罗之野，游三界之埔，田夫故老，往往道颜思齐之事。而墓门已圮，宿草茀焉……
傅吾康原籍汉堡，历任汉堡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北京大学、马来亚大学暨南洋大学教职。惟自1972年以降，傅氏始斠理东南亚华文铭刻文献，终于1986年出版《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纵观全书，可知其中既收编马来西亚各州碑刻，亦附录简介与图像，诚可谓翔实。故有论者指出：“此书之出版，不仅为保存史料方面作出了积极地贡献，间接的也带动了研究和撰写充实、可靠的当地华族史的新潮流”。
但就学术史言之，傅氏之见倒也空穴来风。远在1969年之际，饶宗颐业已发表《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开风气之先。旋至1968年左右，陈荆和与陈育崧亦开展“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文碑铭搜集计划”，力图调查马来半岛之境况。惜五一三事件震波回荡，无奈退居星洲出版《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由此可见，傅氏以前的学界其实早有相关著作。但问题在于，这些作品不是选材太少，就是没有图像或拓本，无法探析马来半岛华文碑铭发展之动态。直待傅氏以后，马来亚华文铭刻研究才如实奠基，从“不可能”走向“可能”。
饶是如此，这套书籍未免有其缺憾。简而言之，统共三例，即考释失当、采样失衡与碑铭失收。首先是“考释失当”。比如页145“同沾帝德匾”所谓“沐恩信士广肇惠众等同敬送”应作“恩信士广肇众等同敬送”；页149“柔佛新山区华侨殉难纪念碑记”所谓“十三碑有游君登五等”应作“十三碑有游君登玉等”；又如页168“柔佛属广西同乡总会匾”所谓“白崇禧题□□”也应作“白崇禧题”等等。由此可见，傅氏考证不乏瑕疵之处，学人征引尤当谨慎。
其次是“采样失衡”。统计傅氏著作各州铭刻不难发现，其比例以槟榔屿及威利斯省最多，占比23%（308）、马六甲次之，占比18%（235）、砂拉越次之，占比（128），而以玻璃市最少，占比1%（11）。乍看之下，这似乎反应马来亚华人史发展概况。但事如其实？恐非其然。如检阅傅氏著作即可察知，参与槟榔屿及威利斯省调查者，竟多达29人，而比例最低的玻璃市只有1人。至于偌大柔佛州，参与者亦仅陈锡霞王宓文二人而已。凡此例证尽皆反应傅氏“采样失衡”之症结，在于调研者不足，来者自当慎之。
复次是“碑铭失收”。如以墓志为例，遗阙者包括新山“谢秉奎墓志”、新山“陈幼慧墓志”、箔港“总计殉难侨胞壹佰馀名碑”及乌鲁槽“被殉难侨胞义冢公墓之神位”。兹考释碑文如下，引为例证。
其一新山谢秉奎墓志（年份不详）：
谢秉奎先生，闽长泰人。幼孤， 事母，弱冠有大志，侨居南洋之柔佛，经营货殖致富。先生平居竺信谦和，教子女以孝敬。尤重公义，热心兴学，能以财发身，洵仁且智焉！
其二新山陈幼慧墓志（1927年）：
夫人氏陈幼慧，性端淑。及笄归谢秉奎居柔佛。治家有方，秉奎因得致力 业。积资钜万，夫人益勤俭、睦邻、恤贫，戚党贤之。生六子一女，卒年卅九。
民国十六年冬月立。
其三箔港“总计殉难侨胞壹佰馀名碑”（1947年）：
民国卅年十二月八号，日本发动侵袭马来亚。翌年二月十五号全马被占后，残暴日军随地坑杀华侨。本处原属僻壤，侨户不多，不料竟于民国卅一年三月四号，岁次壬午年正月十八日，被大队日军残杀活烧，男妇老幼暨外地前来避难者，皆无幸免。焦墟惨目，骨抛荒郊。同人等爰向同侨募款建此公墓，藉伸哀忧而重志念。
箔港建墓发起人
刘来胜、杨武烈、许益仁、麦财进、林长开、柯荣勋、吴金星 题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岁次丁亥年正月十八日立。
其四乌鲁槽“被殉难侨胞义冢公墓之神位（名字省略）”（1946年）：
柔属笨珍区二十七碑大山路内沙河芭，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廿一日被日寇残杀。同胞芳名于后。
上述案例说明，傅氏著作即使深入区域，其实还有未逮之处。哪怕他曾到访新山绵裕亭义山，业已辑录“明墓”等碑文，尚且遗漏“谢秉奎墓志”及“陈幼慧墓志”两方墓志。当然傅氏也说过：“一些坟场范围极大，里头的墓碑经常为野草所掩盖。通常必须等到清明节之前，才有人将野草加以清除。只有在此时，这些墓碑才不至于难找。在其他时候，自野草丛中寻觅为之掩盖之墓碑，诚为艰难之事，尤其是第一趟寻找时，往往得借助弯刀将野草拨开才看得见。一些地区之坟墓，经常为水灾所淹没。在泥土极软的地方，那些碑石便逐渐往下沉，以至最终自地面上消失。除非坟墓管理员晓得该处较早期或重要坟墓的确实地点，否则仅能靠机缘去‘发掘’这些墓碑”。可见因于天时地利之故，实地勘察遗憾有焉。而今人该如何克服这类问题，宜当思之。另外还得须考虑的是，拍摄这些墓碑会否招致家属不满，或社团干预等法律诉讼问题。如有，又该如何处理等等。
惟综上所述，约可管窥《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之梗概。不难发现傅氏既有其风气之先，亦有其未逮之处。诚如安焕然所言：“傅吾康和陈铁凡合编的三大册《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马大出版社，1982）就史料搜集辑录而言，是经典之作。毕竟它是开风气之先。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去肯定前辈的努力和识见。当然也是后辈要去学习和超越的。毕竟，这三册铭刻萃编，当年还只是较粗放式的搜集。像新山这一块，只辑录了五个地点的十二面碑碣铭刻。仔细阅读，也有抄录笔误之处。今人引用，亦当谨慎，或有机会亲自田野再访查为宜······学人之努力，必须肯定。只是在引用时，还是要谨慎。”
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即使瑕不掩瑜，而且珠玉在前，今人宜当奋起直追，登高楼而远瞰。至于何所前瞻，鄙见有三。首先是“集中焦点”。不难发现，前人如饶宗颐、陈荆和及陈育崧诸氏之弊病，在于好大喜功。其人动辄以星马为号动辄以马来西亚为名，岂知力不从心，终究以失衡而告终。如此例证也警醒后人，扩大研究范围固能综览世局之全貌，却也往往流于“见林而不见树”之窘境。反若集中焦点于某城某县，或是某些主题，而再由焦点连接成片面，或许才能更好地把握在地碑刻文献而不浮于夸夸其谈。其次是“亲拓碑文”。正如程章灿所言：“从凿刻到拓墨, 由石而纸, 拓本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的石刻文献再生技术与保存媒介, 也代表了一种新的石刻阅读与传播形式。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提供了更方便、更多元的阅读与欣赏石刻的方式”。反观上述著作，衮衮诸公不若抄录文字，便系附录图片罢了。但如此方式，其实难以回避传抄错误或拍摄不清之弊病。纵然文物有漫泐磨灭之可疑，然今人能从事者，大抵也只有在抄录文字同时，亦附录拓本而已，尽可能让后来者悉心比较相互校勘，从而考释误区还诸原貌。所谓亡羊补牢犹未迟也，自有凭据。其三是“训诂考释”。何故？盖因碑刻文献年深日久，大多文字早已模糊不堪。除王国维所谓“二重证据法”以外，其实“训诂考释”也是相当重要的工作。如以“柔佛新山区华侨殉难纪念碑记”，即可知其梗概。这篇碑文的内容不啻收录于傅氏著作，其实也同时见录于吴华〈柔佛州日治期间殉难同胞墓碑〉，以及张雪馨安焕然〈吴华的文史研究〉两篇文章。当然，傅吾康与吴华之讹误，安氏早已举证。比如两位在2019年发表的论文就如此举证道：
但事实如此乎？恐非其然。调研可知，上述五例除第四第五条以外，馀者皆系碑文之原貌。而如此误读文献错识碑文之例证，恰恰也提醒来人，当今大马的华文碑文研究，恐怕还有长路要走。正如白伟权所言，上述有关墓碑、机构碑文、器物等碑铭叙述，足可管窥前代华人之陈迹。恰恰也正是这些文献，在浮光里头呈现特定时代人们之思想意识、事件细节、社会关系与脉动。可惜伴随时代洪流翻涌前进，兼之今人忽视其价值，乃致碑刻迅速散失，风化与历史之中。
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