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自国际伊斯兰大学（IIUM）的教授苏莱哈雅科Solehah Yaacob（专业领域包括阿拉伯语法哲学、语言学、历史语言学、传统阿拉伯语法研究等）提出：古代罗马帝国的造船技术源自马来人。她声称，马来人在造船方面的优势始于扶南王国（Funan Kingdom）时代，并通过与腓尼基（Phoenicia）等文明的联系，最终影响了罗马。这一说法乍听似乎令人自豪，但多位历史学者随即提出质疑。其中，专研马来科技历史的国大教授旺南利旺达巫（Wan Ramli Wan Daud）指出，目前没有考古或历史文献显示罗马帝国曾向马来人学习造船技术。
关于罗马人和马来人的造船技术是否相似，从而导致该教授的误解，笔者在查阅资料后发现，两者差异巨大，几乎不存在直接相似之处。那么，该教授如何得出这样的理论并传授给学生？这引发了对教育责任与学术态度的深刻反思。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伊斯兰大学事后发表声明，强调该讲师的言论为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大学官方立场。然而，这样的“划清界线”并不能完全掩盖问题。教授以学术身份发表言论，本身就带有权威背书。学生与公众在听到类似观点时，自然会将其与大学联系起来，难以简单视作私人意见。高校在允许教授公开演讲时，应承担起一定的监督责任，否则无形中损害学校声誉与教育公信力。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这位教授的说法是否属实。根据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古罗马的造船技术源自希腊、腓尼基等地中海文明，采用的是“先建框架、后覆外板”的造船方式；而古代马来群岛的船只多为轻便灵活的双体船或板舷船，通常以木钉或藤条拼接，以适应季风航行及河海交错的环境。两者在材料、结构、航行方式和用途上都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目前并无任何证据显示罗马人曾直接接触或借鉴马来船型。若真有确凿文献与同行评审支持，这场争议或许早已平息。相反，若将未经证实的假设当作历史事实来教授，不仅是学术态度的不严谨，更是对教育责任的背离。正因如此，问题不在造船本身，而在于造说者的依据何在。
话说回来，若该教授的言论真无不妥，国际伊斯兰大学又何必急于划清界线？
教授的言论反映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教育制度对学术权威可能过度依赖，以及批判性教育的缺失。在许多课堂上，教授的话常被视作最终真理，而学生缺乏质疑和验证的工具。如果教育不强调批判性思维与求证能力，随口而出的言论就可能误导学生；庆幸的是，这起事件得以进入公众视野，说明至少存在一定的质疑与监督机制，而且极有可能是来自学生。教学相长固然可喜，而学生能青出于蓝，不盲从于教师之言，反而主动思考、寻证与辨析，恰恰说明教育仍有其可贵之处。
这不仅是个别教授的疏忽，更反映了教育生态中的隐性风险。学术自由固然珍贵，但它从来不是免于责任的护身符。若缺乏监督，随口乱讲便可能被误认为“自由的容忍”，最终误导学生与社会。
讲台不是表演舞台，也不是文化自豪感的展览厅，而是一项严肃的学术事业。倘若所言确为经史可据的文化成果，自豪展示无妨；但若以臆测冒充史实，再冠以教育之名，便失了为师之德。教授（或教师）的责任，不仅是传授知识，更要教会学生判断、质疑与求证。若授课内容失去责任感，教育便偏离了初心。随口乱讲，无异于在教育中留下裂缝，让下一代建立在不可靠的知识沙土上。
反思教育制度
当我们听到类似“罗马人从马来人学造船”的未经证实言论时，除了审视历史事实，更应反思教育制度：我们是否让学生有机会质疑与求证？是否仍将教授的言论视为不可挑战的权威？在学术与教育中，随口乱讲的代价，从来不只是闹笑话那么简单。
教育不仅关乎知识传递，更关乎思维方式的塑造。面对未经验证的言论，社会与教育机构必须警醒。学术自由不是随口乱讲的借口，权威言论应建立在证据与理性之上。唯有强化教师的学术自律与监督机制，引导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学会思辨与求证，教育才能真正启迪智慧、培养责任感，而非让下一代在虚构与夸张的叙述中迷失方向。
粤语有句话：“随口嗡当秘笈”。若学生将错误说法当真，口耳相传，甚至据此去教育下一代，我们的教育体制岂不因一次“随口嗡”而崩塌？这起事件，并非教育界的笑话，而是一记警钟，提醒每一位为人师表者：别信口开河，别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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