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就听说怡保又唤作“坝罗”（Paloh），1904年英殖民官员H. W. Firmstone已记之坝罗（坝乃坝的繁体字），并指这是客家方言群与粤语方言群所称谓的怡保，中文媒体如19世纪末的《叻报》亦记述为坝罗（有时又称之吧罗），至1920年代中文媒体则是怡保、坝罗并用，此外1923年谭里夫《南洋埠名》、1928年林穆群《马来半岛商埠考》、1928年徐雨郊/高梦云《南洋四州府华侨商业交通录》等既记之怡保也记之坝罗。
1935年刘焕然《英属马来亚概览》则称，用坝罗此名者多为粤侨，并引述怡保闻人林君庭云，今人呼怡保为坝罗，实为混误，因坝罗是怡保的一小区，非全怡保之谓也，当年粤籍侨胞来此采矿，多居坝罗，故粤人多呼怡保为坝罗。话虽如此，当年中文媒体多把坝罗当作怡保，而孙中山机要秘书冯自由在回忆录又称，“中和堂......分会遍设吉隆坡、怡保、坝罗、庇能各埠。”
咦？究竟怡保、坝罗是同一个地方还是两个不同地方？根据Firmstone，曾任霹雳代理华民护卫司的W. D. Barnes告知，此前近打河畔（Kinta River）有两个村落，一个唤Ipoh，一个唤Paloh。此说不是没有理据，约莫1874年，英殖民霹雳参政司J.W.W. Birch便在手绘地图上同时记录Epau及Palau。显见，Epau即是Ipoh，Palau则是Paloh，你可以理解为这是英文式的拼写，而Epau看似客家方言群对怡保的发音。
1878年，英殖民工程师兼测量师Major Fred. McNair在他书里刊载的地图又标志为Epu，显然也是指Ipoh。1879年，英殖民Hugh Low（中文多写作修罗）接替被刺杀的霹雳参政司Birch，在呈给英国政府的年度报告中则称之Epoh，至1881年法国矿场工程师J. Errington De La Croix在报告中始称作Ipoh。这样说吧，从五六年的时间线来看，怡保最初的写法是Epau，然后为Epu，再然后Epoh，最终演变成Ipoh。
由此推论，怡保约莫在1870年代开发，而当时仅是一个原住民与马来人小聚落，周遭仍是茂密的森林与石灰岩山。1884年一名法国探矿人Jacques de Morgan，在地图上仍把怡保称作“沙盖（Sakai）或马来村落”。当怡保大事发展，后来这些“沙盖”或原住民下落似乎没有人再提起。
在马来文里，Ipoh是一种树木的名称，已故作家林今达（笔名彼岸）对南洋奇珍异兽、野树山花颇有研究，昔日他经常向笔者提起怡保树是雨林毒树，在中国唤作毒箭木或毒箭树，又被广泛称为“见血封喉”，堪称世上最剧毒的一种树木！
怎么个毒法？经过查考，怡保树学名Antiaris Toxicaria，此木树皮灰色，乳白色树液含有剧毒，一经接触人畜伤口，即可使中毒者心脏麻痹，血管封闭，血液凝固，以致窒息死亡，所以被称为“见血封喉”。根据记载，1511年葡萄牙战神Alfonso D'Albuquerque攻占马六甲时，发现有一批葡萄牙战士被涂有怡保树液的飞镖打伤，结果仅有一名马上擦拭毒树液的战士存活下来。直至今日，据称原住民仍沿用此树液猎取野生动物。
根据Birch的地图，当年的Paloh村落是在Epau村落南边不远，英国人依发音习惯也把Paloh拼写成Parloh，而英殖民官员R. J. Wilkinson把Paloh理解为死水潭之意。有些人认为，Paloh意指锡矿场，也即马来文金山沟Palong的音译，还有一个更好玩的说法，坝罗之得名与采矿工具的箩有关，因为矿工用赖以为生的箩洗锡米，唯有霸著箩才能维持生计，“霸箩”最后也延伸成“坝罗”。
虽说，中文Paloh也曾有“霸箩”这个写法，然而笔者认为“霸箩”之说难以采信。至于Palong之说，别地粤、客方言群也皆无坝罗的称谓。2009年记述怡保地方史的Dr. Ho Tak Ming另有一说，他认为马来文Paloh是指村民设置的捕鱼池，而后华民来此采矿又衍生多个矿湖，便依马来人习惯把此地唤作Pa-lo（坝罗）。话虽如此，2007年文史工作者朱宗贤老师又称，其时近打河是主要的水道运输中心，在河畔的Paloh有一个小码头，这就是坝罗这个地名的由来。若依华民习惯，笔者倾向于坝罗由此得名更为可信。
再者，1870年代近打河畔Paloh一带已是矿工聚集地，华民依马来地名音译成坝罗顺理成章。1935年久居怡保超过50年的英国开矿人James R. Crawford便称，1880年代太平锡矿开采殆尽，华工听闻邻近的Paloh采锡业大有可为，蜂拥而至。根据他说，19世纪末近打河畔满布码头，怡保主要买卖为锡米，当时雪梨冰（Selibin）与打们（Tambun）产锡最多，以大象或鸡公车（独轮手推车）运到怡保，通过近打河以舯舡顺流运至安顺（Teluk Anson），再由安顺转运到新加坡。
怡保是一个靠锡打造的城市。资料显示，早在1870年代，已有华民在Epau及Paloh小规模采矿。怡保开发初期，近打河畔是至旺盛之区，华民亦在河畔陆续设了三间神庙：近打河西岸有1872年设的大伯公庙（即坝罗古庙），近打河东岸有1874年设的城隍庙、1878年设的水月宫观音庙，后来虽因各种原因搬迁，但仍离最初的河畔不远。
1876 年在怡保发现可能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冲积锡矿床。1881年Croix在报告中记述，近打河蕴藏相当数量的锡苗，土人在怡保临近发现在河床中洗沙子便有利可图，“如果一个人可以站在河中工作（指洗沙子）数小时，他可以收集高达15 Kati的矿石，时值两大元。”一Kati约莫等于1.22公斤，两大元在当时算是不错了。
仅仅不到10年，至1880年怡保已是近打谷排在务边（Gopeng）之后的第二大矿村。可是好景不长，1892年怡保发生大火，半个村镇约莫200间房屋烧毁了。此时英殖民已接掌霹雳治理权，马上趁势重建怡保，为怡保的城市规划打下基础。旋即，世界锡价高企，怡保快速发展，轻易超越务边及当时的州府华都牙也（Batu Gajah）。1927年，怡保终被选为霹雳新州府。本地印裔学者S. Durai Raja Singam曾提及一件轶闻，话说早在英殖民年代，怡保一直把吉隆坡视为竞争对象，“当吉隆坡被选为联邦首府，不少怡保人感到愤愤不平！”
时至今日，怡保的Kampung Paloh（甘榜坝罗）仍在，怡保城隍庙就设在这里，不过最初的Kampung Ipoh已然毫无痕迹。坝罗古庙、坝罗水月宫观音庙，都带有“坝罗”称谓，城隍庙虽没有坝罗称谓，但庙内的木制执事牌，除了常见的回避肃静，还有一块写著“坝罗都城”，显见当年坝罗之称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老怡保也是老同事的潘君胜告知，1960年代华民几乎都把怡保唤作坝罗，到了1980年代坝罗的称谓依然通行，然而至今仅有老一辈偶尔还会称作坝罗，新一辈甚至不懂曾有坝罗这个地名。老怡保纵是恋恋坝罗，坝罗却已随近打河水渐渐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