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暑假班，刘笑敢教授的“老子的包容天下与西方的宽容”讲座上，他提出以下的问题，让学生去思考：您对现代西方宽容和老子包罗万象有什么看法或评论？你更喜欢其中的哪一种？你欣赏两者吗？还是你有些犹豫？
西方宽容的源头是——基督教。大多数人，例如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把西方宽容观念的产生追溯到16、17世纪的宗教战争，但这一历史叙事受到质疑。
如果我们只是把宽容当成一种政治原则，它确实是在宗教改革后才成为西方政治—哲学论述中的一个中心概念，但是宽容也是个人伦理生活的美德，因而其历史可延伸到古代。
宽容精神体现在苏格拉底的对话方法中，也体现在基督教有关爱、两个王国和良心自由的思想中。17世纪时，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引发了宗教战争，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不宽容的破坏力，并通过重新考察宽容的《圣经》根源和重新考虑宗教信仰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来限制其破坏力，主要代表人物如斯宾诺莎与洛克。
到了18世纪，宽容讨论与怀疑论和对专制主义的批判联系一处，主要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和康德。伏尔泰认为宽容来自于人的脆弱性和可错性。在《什么是启蒙？》中，康德主张一种开明的政治权力形式，允许国民之间相互辩论，只要他们保持对权威的服从。
在《论永久和平》中，康德认为，哲学家应该被允许和鼓励公开演讲。公开辩论和讨论导向真理，国王不必害怕真理。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他反对宗教不宽容，指出尽管我们确信我们的道德义务，但是人们并不绝对确信上帝的命令。因此，违背道德的宗教信仰（例如烧死异教徒）永远得不到证明。
19世纪时，密尔的《论自由》标志著向现代宽容观念的转变，宽容不再被限制在宗教差异上，宽容也被用来处理其他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多样性。20世纪的血腥历史让许多人认为需要宽容来结束政治和宗教暴力。宽容得到许多人的捍卫，例如伯林、沃尔泽和罗尔斯。但是，它也受到马尔库塞等人的批判，认为宽容及其国家中立的理想只是另一种西方霸权观念。
要深刻地理解宽容的产生、发展以及论据，并消除宽容研究中的“洛克情结”，我们需要追溯西方哲学史上不同宽容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分析不同哲学家宽容思想的异同，辨别不同宽容论据的优劣，从而避免宽容的悖论。希望通过这种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相互渗透，我们不仅可以加深对宽容本身的了解，而且可以加深对西方哲学史的了解。
而老子包容天下的思想，来著“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这句话，我们可以分三个方面理解：首先，表明了“道”一种“朴”的姿态，即知荣而不骄，甘愿处下，成为深谷一般的存在，包容天下。其次，又表明了老子一个看似矛盾，实则合理的逻辑关系，明明自身属于无比光荣的存在，却不以光荣为意，继而以低姿态来守住辱，但是，正是因为这种低姿态，反而成就了“道”之包容万物的“德”，让其保有质朴本质。
从这句话中，我们能够推理一个深沉的处世智慧，即姿态低有时候是大智慧的体现，展现的是一个人的包容和长远的格局观，拘泥于眼前荣辱小利的，会失去质朴之德不说，也难以因包容而收获别人的拥戴。老子的包容天下和西方的宽容，我比较喜欢前者。
尤其我国是一个由三大民族国家，即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当然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国家。不同的族群有著不同的宗教、文化和习俗。如何打造一个和谐的社会，也是我一直在思考课题。我们都知道种族和谐是国家繁荣和建国发展的基石。虽然各族群之间偶尔会有些小冲突，但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
尽管各民族之间有其差异性，马来族群与华人族族还是有其共同性。特别在基本伦理观方面，如孝敬父母、优待近亲、怜恤孤儿、救济贫民、善待旅人等，这一类善待一切有生命之物，都会得到报酬等劝善的经文，在《可兰经》中，这种记载多得很。
若说西方的宽容来源于宗教。从打造和谐社会角度看，不论是基督教、佛教、伊教、兴都教或儒家伦理，在基本伦理项目中，均出现颇高的共性，如基督教的十戒中的五到十的戒条或佛教的五戒，均与儒家的基本道德信条仁、义、礼、智、信相通。有趣的是，佛教与伊教也不主张饮酒，以免乱性误了修道。
就劝善惩恶的诱因来看，彼此间的方法也是颇近似的，如因果报应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赏罚手法，可见由于人性皆然，不同文化与宗教均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地用了奖罚分明的方法。这就使人联想到，凡人皆有响往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只要善用这些富有人道主义的信条，和谐社会还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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