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7月28日在国会下议院以209票绝对多数通过反跳槽法之后，上议院在8月9日也以52票支持通过修宪，至此，反跳槽法落实与否的疑虑已毫无悬念。然而，该次修宪并不算得上完美的落幕，反跳槽法当中仍存在许多漏洞。
国会议员在反跳槽法之下如何跳槽？这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如果能够及早掌握未来政党和议员的跳槽途径，后续也比较能防止这些现象的发生。
第一种是“阿兹敏模式”。在喜来登行动以前，阿兹敏派在党内不断以各种方式跟安华作对，长时间的内耗损毁公正党在议会的优势地位，遭到马哈迪和土团党架空。阿兹敏的“博炒”方式，在派系分化严重的政党较容易上演，尤其是派系之间的实力不相上下的时候，派系领袖借由违反党意和扯后腿的举措，诱使政党启动纪律处分，只要政党主动放弃特定派系的党籍，被开除的国会议员便获得自由身。尽管成为无党籍议员，可是他们却有能力左右法案表决的结果，至少可以缩小原属政党的议会优势。
第二种是“东姑拉沙里模式”。东姑拉沙里在巫统犹如独行侠，比起阿兹敏模式，东姑拉沙里“独善其身”的程度更为彻底，其中，要求议长安排无党籍议员的座位，不跟随巫统党鞭的指示投票，等等，对巫统来说简直是大逆不道。针对类似东姑拉沙里的情形，政党势必采取纪律行动，重者没收党籍，而这类议员也自然就“被跳槽”了。简言之，阿兹敏模式是在议会外挑战党意，东姑拉沙里模式是直接在议会内挑战党意。
第三种是“沙统模式”。1986年，当时沙巴的穆斯林土著政党沙统（USNO）以合并的方式加入巫统，进而完成巫统东渡沙巴，以及逐步粉碎拜林和沙巴团结党的计划。按照目前的修宪结果，虽然选举期间是敌对关系，但不排除类似沙统和巫统重组的可能性，此类跳槽比较有可能发生在相对弱小的政党，例如，民兴党、斗士党、全民党、砂民党、沙巴立新党和沙巴团结党，甚至是国阵的马华、国大党和国盟的土团党、民政党，这些政党或藉解体、合并来达到跳槽的目的。
第四种是“沙盟模式”。首相沙比里公布的反跳槽法中，如果政党在选后创设联盟，则不受于反跳槽法限制。2020年沙巴州选前后，虽在联邦层级属同一阵营，国阵、国盟和沙巴团结党在多个州议席重复提名，三方在若干个选区交锋，惟州选以后，由于没有单一政党掌握多数，于是国阵、国盟和沙巴团结党以沙盟（GRS）的平台组织联合政府，也就是以更庞大、松散的联盟覆盖多个联盟和政党。如此看来，政党的选后结盟非属跳槽，政党席次比越接近，越是分散，光谱相近的政党筹组选后联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尤其是小党，他们之间会率先建立新联盟以左右政治动态。某方面来说，依目前反跳槽法的条文，选民的选票无法决定政党选后结盟的对象。
第五种是“喜来登模式”。2020年2月底喜来登行动事发，慕尤丁率领土团党退出希盟，主动跟国阵、伊斯兰党和砂盟合作，拿下布城，组织国盟政府。时下的反跳槽法未能克服土团党推翻希盟政府的情况，因为政党拥有选后转换联盟的权利。换句话说，第十五届大选以后，马华公会可以脱离国阵加入希盟，行动党可以退出希盟加盟国阵，这些操作并不会触犯宪法。
由上述的各类模式得以发现，政党和派系仍具备非常充足的跳槽空间，更确切地说是选后换位的空间。至此，如果在大选之后，选民认为政党或议员的所作所为有违民意的话，该如何处理呢？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既然议会把关的反跳槽法已经落实，由民意把关的罢免选举法也应该适时落实，经由罢选法来弥补反跳槽法的漏洞，解决反跳槽法无法回应的问题，由选民界定谁才是政治青蛙。
当然，修法之路也不可被忽视，我们理应持续鼓励（或施压）朝野政党通过立法途径，逐步提升反跳槽法的品质，虽然路途漫长且艰辛，惟，推动立法是巩固我国议会民主精神的指标之一，我们绝对不可以认为修法过程艰难而将问题搁置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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