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是穆斯林忌讳的一种动物，也是让穆斯林敏感的字眼，在国会挑起猪的不当话题被逐出议会厅已非新鲜事。猪在马来文唤作babi，一名马来报编辑告知，马来人觉得这个字眼很粗野，2000年代起普遍把babi改称khinzir，这是源自阿拉伯文对猪比较文雅的称呼。
然而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来半岛也有以babi为地名，在登嘉楼和柔佛便各有一个Pulau Babi（猪岛之意）。20年前笔者因公到登嘉楼，听闻有一个地名奇特的“猪岛”，便与同伴开车沿著登嘉楼河寻访。原来，Pulau Babi并非一个岛，而是登嘉楼河的一个小码头，2002年学者陈志明博士记述，Pulau Babi是登嘉楼华民首个重要聚居地，第一批华民聚居在离登嘉楼河口不远的此地。当时华民在这里种植甘蜜与胡椒，后来衍生出登嘉楼的土生华人（Cina Peranakan）。1967年黄尧《马星华人志》也记述，Pulau Babi与同在登嘉楼河畔的Tirok，可说是登嘉楼华民的发源地。
Pulau Babi地名由来相当逗趣，当年安南人（Annamese）即现今的越南人，经常带著大米与猪只来登嘉楼做买卖，有一回安南人的商船在登嘉楼河沉没，当地华民救了一些猪只上岸饲养，马来人便把当地唤作Pulau Babi。资深文史工作者刘崇汉则称，19世纪末有华民从海南乘船运载猪只到瓜登（Kuala Terengganu），把猪只运到瓜登时就下卸在登嘉楼河中的沙洲或“岛”上暂时豢养，久而久之马来人就把该沙洲称为 “猪岛”（Pulau Babi）。
学者陈耀泉博士有此一说，早年每逢年底东北季候风，就有海南岛和安南的商船在瓜登唐人坡（Kampung Cina）经商，海南人和安南人都卖猪，由于猪只难以分辨，经常引起一些纠纷，海南人为免麻烦便把猪尾巴切掉，那时唐人坡流行这样一句闽南话：hainam tu bo boey（海南猪没尾）。陈耀泉认为，应该是海南猪的肉质比较好，所以才切猪尾巴来和安南猪区别。
然而，华民却不把Pulau Babi唤作“猪岛”，也不直译为“浮罗巴比”，反而称作“蔗铺”，闽南话chia-por，蔗糖铺或蔗糖市集之意。依此推论，华民放弃种植甘蜜与胡椒后，一度曾在此种植甘蔗制糖。陈志明提到，在瓜登崛起成为大埠之前，Pulau Babi是本区域（瓜登地区）的中心或闽南话所谓的phou（埠）。有说早年此地住有数百户华民，兴许如此Pulau Babi也曾被称作“蔗埠”或Cepoh？
反而，离Pulau Babi不远的另一个早期华民聚落 Tirok，至今仍被华民唤作“猪莪”，这可能是马来半岛唯一带有“猪”的中文地名。黄尧提及登嘉楼河畔犹保留三个华民村落，除了“猪莪”，也包括华民对Pulau Babi称呼的“蔗铺”，又包括Pulau Babi直译的“浮罗峇咪”，后两者其实就是同一个村落，有可能称谓不同夹缠失误了。对于“猪莪”一名，黄尧有此一说，“峇咪”就是马来文里的猪，“莪”则是栅栏之意，马来人以此来与华民作为分别。
一般学者、研究者，多把Pulau Babi、猪莪视为登嘉楼华民最早的落脚点，甚至直指登嘉楼唐人坡的华民，也是后来从Pulau Babi、猪莪移民过去。此说多根据猪莪的广泽尊王庙，有一口锺注明乾隆二十七年，也即1762年。问题是，Pulau Babi离登嘉楼河口约14公里，猪莪离河口则为17公里，何以华民不选择落脚河口的瓜登唐人坡，反而转向内陆的登嘉楼河畔发展？
陈耀泉直接指出，坐落登嘉楼河口的唐人坡才是华民最早落脚处。2012年陈耀泉书写猪莪的马来文专书里，引述1719年到访瓜登的英国商贾Alexander Hamilton称，这个港口城镇约莫有一千间房屋，其中超过一半为华民。换言之，即便华民1762年已聚居猪莪与Pulau Babi，但更早之前华民显已落足瓜登的唐人坡矣。
1964年学者Peter Gosling绘制登嘉楼华裔移民地图，显示南来华民先驱1840年移居到Pulau Babi，1890年另一批则移居到猪莪。Gosling之说极其独特，瓜登与马江（Marang）的华民皆在18世纪中来到马来半岛东岸，他们虽然都说福建话及自称福建人，其实他们的老家原在广东省南部、海南岛对面的Liu Chou（雷州？）与Kao Chou（高州？），广东南部海岸的人口基本是混合的，除了粤语方言群，还有海南方言群与客家方言群等，登嘉楼的华民可能先由福建迁移到Liu Chou与Kao Chou，后来再移民来马来亚。“还有一个可能，这些华裔移民不是福建人，而是融入福建/峇峇社群被同化的海南人，一来海南话与福建话相近，二来海南人看似不抗拒被其他方言群同化。”
柔佛Pulau Babi又是另外不同的故事了。原来，在丰盛港（Mersing）岸外有三个Pulau Babi，最大那个叫Pulau Babi Besar，从丰盛港乘船到此约半个小时，另外两个为Pulau Babi Tengah与Pulau Babi Hujung，若是意译即为大猪岛、中猪岛与末猪岛。然而，1924年英殖民官员J.V. Cowgill胪列的柔佛中文地名表，把这个Pulau Babi记述为直译的“布罗马尾”以及意译的“猪山”，1938年张礼千《英属马来亚地理》则记之“峇皮岛”。
说是大岛，其实也没有那么大，不能与刁曼岛（Pulau Tioman）相比，惟岛上也有七八个小小渔村，住著约100户马来渔民家庭。当地流传一则美丽的传说，昔日有一名渔民的妻子怀孕，她渴望吃当地盛产的海藻，岂料吃了之后竟变成人鱼，伤心欲绝的丈夫也跟著吃海藻同变成人鱼，至今仍有人撞见这对人鱼围绕在大岛吃海藻，甚至在大岛岩石上留下人鱼的啃痕云云。
耐人寻味的是，明明是猪岛何以唤作“猪山”？有人称岛的形状与猪相似，但根据岛上渔民，原来1950年代有一群山猪（野猪）游到岛上，后来不断繁殖越来越多数量惊人，岛上渔民唯有请来华民猎手打山猪，也有说政府派出军人射杀山猪，而残存的山猪最终也游泳迁移了，不过据称岛上仍有山猪出没，但已为数不多。
登嘉楼的Pulau Babi，直至1930年代仍有华民养猪，到后来华民外移也就绝迹了，1970年代Pulau Babi被易名为Kampung Pembangunan（发展村之意），再后来1980年代又改名为Kampung Pulau Bahagia（幸福岛村之意）至今。同样的，当柔佛Pulau Babi的山猪慢慢不见， 这个岛名里的Babi也跟著消失了。2018年10月，时为柔佛王子的Tunku Ismail Idris，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载了两张海岛的风景照片，并指这是Pulau Babi Besar，“普遍被称为Pulau Besar，因为一些马来人对猪的字眼感到恐惧。”
话说回来，Pulau Babi地名并不止于这两个，在森美兰波德申岸外便有个无人小岛叫Pulau Babi，在雪兰莪巴生岸外、吉胆岛（Pulau Ketam）北面亦有一个无人岛唤Pulau Babi，还有在砂拉越诗巫（Sibu）邱炳农路也有一个Pulau Babi码头。在槟城菩提小学邻近则有Sungai Babi（猪河之意），在彭亨文打（Benta）又有个Kampung Babi（猪村），而印尼、文莱也都有Kampung Babi。兴许，一个带猪字的地名无需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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