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导，今年8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中提出，今后中国将从过去的“先让一部份人、一部份地区先富起来”转向促进全民共同富裕的方向。这个阶段性侧重就是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也是较符合现实的思路。毕竟，在1978年之前，中国面对的是贫困问题，当时是处在稀缺经济的困苦处境；因此脱贫便成了首要任务。历经40年的高速发展后，大体上已解决了稀缺，进入了基本上实现脱贫的目标。
当然，所谓脱贫是个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概念。即便在发达国也有相对贫困的问题。这是个永久伴随人类社会的现象，即便搞共产主义也难免会有相对贫困的问题。对此，不宜持极端思路，走上绝对经济平等，也就是平等的结果方向；否则只会致成一穷二白的均贫而非相对均富的境地。
习近平的演说中也提出，促进全民共同富裕不等于走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即平等的结果，而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要建立一个中间大两边小的蛋型（钻石型）的社会，而不是两边大中间小的哑铃社会。因为极端不平等会导致普遍的社会不满，也可能致成经济危机。
这是因为，若社会中只有极小数人极富，而绝大多数人极贫，就会出现需求（消费力）不足的现象，进而抑制经济繁荣，甚至陷入危机。因此，避免走极端，即避免出现一穷二白与贫富过于悬殊是必要的。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会被社会主义取代的理据便是，他认为资本主义早晚会出现财富过度集中，普罗大众普遍日愈贫困化，进而引起革命。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历史地看，19世纪的西方诸国是放任资本主义的时代，也因此，激发了共产主义的出现。只是，在19世纪后期，欧洲也出现了较中道的平衡贫富不均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与运动。可以说，这是种过度资本集中化的修正与平衡。
二次战后，西方各国普遍出现福利国政策；只是，到了1970年代，由于偏向平等的政策及其他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如油价大涨）；西方各国也逐渐转向放宽福利国政策，出现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经济学界通常把繁荣对贫困的矛盾称为自由对平等，或效率对公平的矛盾。一个经济体要有效率在常态下是应走市场经济路线，因为市场强调价格信号的作用与个人或企业的唯利是图之动力。这个动力会使经济有活力。
早在2000年前，《史记》作者司马迁便提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现实社会中的人是自利的，只要有利可图便有动力，只要无力可图，便无动力。这也是何以平头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如吃大锅饭会致成均贫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富有动力，主因也在于自利的作用，没有自利这个诱因（激励）经济便会死气沉沉；只是凡事过犹如不及，物极必反；因此，市场也需要有人来管治，这个管治者就是政府。当然若政府管得太死或是走平头的平均主义路线，经济也动不起来。说到底，这是个平衡的事宜。西方发达国在1940-70年代，较偏重平等，在1980年代后，较偏向效率自有其主客观的理据。
国家的代理人──政府，要如何平衡效率对公平？在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一般做法是，用累进税来取有馀而补不足，除了收入的赚更多抽更高所得税外，也有其他补充手段，如遗产税、资本盈利税、房地产税等。
政府抽取了这些富人税或一般有能力的纳税人的税后，便可用这些收入来促进机会平等，如为公民提供免费的基础教育或廉价物美的公共医疗，甚至是发放各类生活援助金给有需要的贫困人士。这个方式也称为“转移支付”，即抽甲付乙。这是处理效率对公平的一个方法。
只是，抽税也得适可而止，不然也会致成许多不可欲的后果，如逃税、资金出走或没有干劲等。至于什么是适宜的抽税水平，则难有定论，只能说，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具体应对不能一成不变，一条路走到黑。
自1980年代，英美两国带头搞减税、放宽管制、民营化等政策后；西方各发达国的效率大体上有改进；可行之久远后，又出现了日趋严重的不平等，以致自1990年代以来，经济不平等成了重大的政治经济课题。
不平等日趋严重
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不平等也日趋严重，损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象与社会稳定；因此，改方向从侧重效率转向侧重公平或两间的平衡应是适时的调整。当然，若要政策具有较长的可持续性就必须注意两者间的动态平衡；因为过度偏重经济平等会打击士气与干劲或引起逃税、资金出走等不可欲现象。
一般来说，最好的方法是产业升级，以便普罗大众可以有可持续的较高收入，而要实现产业升级，国家就得成为一个公共投资国（Public Investment State），也就是要多投资于生产性领域或项目，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只有让更多的人民拥有实用的知识与技能，便较有可能有较高的收入，而较高的收入又可提高政府的税收，有更多的收入进行生产性投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实则，政府转移收入政策也称为二次分配，其成败取决于首次分配，即人民的就业收入。若就业收入低，政府当然也抽不到多少税。当前中国还有一种三次分配的方针，即要有高额收入的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等科技巨头自愿捐赠行善。如腾讯在今年4月与7月便个别有意捐赠500亿人民币行善。
只是，三次分配具有偶然性与较高个别选择性。对企业来说，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不但可减税（可扣除）也可提高企业形象，进而刺激收入，因为形象好的企业，会拥有更多的忠诚顾客，这是一举多得。羊毛最终还是会出在羊身上，生意人总得保证有盈馀才能搞公益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