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召开的国会议程中，针对第九任首相依斯迈沙比里的信任动议未列入其中，因而招致在野党和社会舆论的挞伐声浪。
早前，总检察署长依德鲁斯援引宪法条文指出，国家元首拥有委任首相的绝对权，至于是否检视国会支持则取决于首相的意愿。后来，首相署法律事务部长旺朱乃迪更直言据沙比里告知，国家元首已不执著于信任动议，巫统、伊党和土团党也接著为沙比里拒提信任案背书。
虽然这些言论遭到在野党、宪法专家、律师、政治学者、意见领袖以及民众的批评，但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说，信任动议确实未列入我国的宪法条文，因此沙比里有其理据拒绝展示所谓114票的国会支持。
可是，就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制的精神，领导者必须及时争取正当性，以维持政局稳定，其中，一则解散国会举行大选，二则组织超越政党的联合政府，三则从议会中寻求民意代表的信任，至于后者又可透过执政党提呈信任案或不信任案，抑或年度财政预算案，公开证明领导者的权力来源为是正当、合法。
根据马来西亚的过往案例，以上证明正当性的途径都曾经被采纳。例如，敦马哈迪在1981年9月接下首相一职，便提早在1982年初解散国会，择时举行全国大选，马哈迪领导的国阵成功在4月27日至28日的大选获得154国席的132席，从此撇去敦胡先翁的影子，成为我国史上最为强势的首相。可见，提前举办大选是首相争取正当性最直接的途径，然而因为新冠疫情所迫，沙比里不可能冒险在这段期间进行任何选举。
纳吉在2009年巫统党选中成功攻顶，阿都拉决定让贤，惟，纳吉被国家王宫委任后未曾提出任何信任动议，更别说提前解散国会。而当时正离2008年安华试图916变天不到一年，国阵政府充满跳票的不确定性，纳吉拒提信任案的举动于是招致民联领袖和法律专家的抨击。
不过，纳吉却在2010年财政预算案的表决中，以三票之差（66票）惊险三读过过，其首份财案所以顺利通关，乃因21名民联议员缺席所使。因此，在大部分国阵议员没有出席国会之下，质疑纳吉正当性的民联错过了绊倒国阵的绝佳时机，进而从财案三读中，间接地、侥幸地、勉强地彰显纳吉得到的国会支持。
至于组织联合政府的做法可追溯到1970年代初，因为领军的联盟于1969年大选中丢失国会2/3多数，以及处理513族群冲突巫统党内少壮派犯上，深受多方压力的东姑阿都拉曼被迫让位给副手敦拉萨。期中就任的敦拉萨在1971年国会召开以前，成功说服马华公会重返联盟，另一方面放话只有联盟得到2/3支持才召开国会，民政党、人进党、人联党、砂国民党、沙巴联盟和伊党相继接受招安，与联盟合组政府，紧随其后，敦拉萨把握时机通过多项重大提案（包括修宪案）以展示国会票数。
当然，拉萨的操作属于特例，由于当时的马来西亚仍处于513暴动后的馀震状态，所以拉萨政府得以藉著维护国家稳定之名专断行事。
慕尤丁咎由自取
前首相慕尤丁也面对类似拉萨的处境，慕尤丁是在新冠疫情掩护之下，使尽手段撑过17个月，不过，慕尤丁有别于拉萨之处在于，联合执政的国盟有一股势力催促他接受国会信任考验，甚至到最后宣布撤出国盟，而慕尤丁无法让巫统倒慕派妥协，直到倒台悬崖才试著向在野党求救，一再证明慕尤丁手中缺乏国会票数继续执政，所以，拉萨和慕尤丁不可同日而语，两者所展现的政治手腕和智慧也大相迳庭，以致慕尤丁辞职乃咎由自取。
1976年接班的敦胡先翁和2003年上任的敦阿都拉，前者是拉萨病逝后以副揆名义任相，后者是马哈迪引退后升任，两名期中上位的首相均于国会自提信任动议，公开检视掌握的国会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胡先翁和阿都拉担任首相的时间离下一届大选不到两年，他们却宁可“多此一举”地选择在国会坦然接受信任案的挑战，消解朝野对其领导地位的质疑声音。
如今，同是期中上任的依斯迈沙比里不宜于疫情期间举办大选，“大马一家”的国会票数与在野党阵营不相上下，仅剩年度财案和信任动议的项目可供选择，除非沙比里选择拖延到提呈财案，否则就是尽快在国会自提信任案，如果选择后者的话，在2022年财政预算案呈报以前，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仍然是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总而言之，不管是举行大选还是信任动议，敢于面对正当性挑战的首相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在执政的位置发挥自如，巩固执政党议员的团结，击退在野党的挑拨，也博得民众的尊重，可谓百利无一弊，反之回避考验的领袖则等于自埋地雷。
同时，执政党若为了让财案顺利通过，而重蹈慕尤丁玩弄政治伎俩的把戏，到处诱拐政治青蛙，在野党也会因为看见夺权机会，重操“狼来了”的旧业，尝试推翻现任政府取而代之，更严重的是，攸关民众福祉的财案可能变相为朝野政党争权夺利的机遇，其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