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隔约2公里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共同点，例如气候、语言、文化、宗教等等，同时两国也有不少不同点，特别是政治方面，一般马来西亚人对新加坡的了解可能局限在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而已，于此，本文将就以政党和选举两个面向切入，浅谈新加坡的政治概括。
新加坡的政体属于总统、总理制，六年一任的总统犹如我国的国家元首般纯属国家的象征，握有实权的总理则由国会席次过半的政党党魁出任。总统的产生是由执政党委任的总统理事会所定，此理事会将在对国家有贡献、无政党色彩且45岁以上的社会菁英中挑选出符合资格的参选人，接著供选民公投产生。
有趣的是，按2016年修宪案，如某个族群的社会菁英连续五届（30年）没有担任总统职，总统理事会仅开放给该族群提名参选，以确保该族群的代表能出任总统。
强制投票和记名投票是狮城政治特色之一，凡满21岁的公民必须凭证到个别投票站登记投票，无故缺席者将丧失未来的投票、提名资格，除非向政府缴付50新元／约160令吉的罚款取回这项权利。
有鉴于此，新加坡历届大选的投票率皆维持在90-100%的间隔，纵使2020年新冠疫情底下办选举，依然有约95%选民出门投票。因此，使用投票率衡量狮城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不正确的，而且新加坡人谈的投票率高低跟大马的概念可谓天壤之别，马来西亚投票率在2013年第13届创下84.84%的新高，相较于对岸的新加坡，2011年第12届大选的93.2%却是历史新低。
单选区和集选区
新加坡选举制度是吸引政治学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单选区和集选区的划分值得被探讨。1984年第6届大选，新加坡迎来2名在野党议员，李光耀政府为确保执政权的持续稳定，集选区（Group Representative Constituencies，GRC）应运而生。
集选区是由多个单一选区并成的大选区，大选区有4或5个席次供政党组队竞选（团队中须有少数族群候选人才参选符合资格），区内选民的一票是投选4或5个国会议员，只要某个团队获得相对多数便全拿该区所有席次。
按照李光耀的说法，提高各族参政机会及增加在野党议员是设置集选区的理据，不过1988年第7届大选起，集选区和单选区是由执政党委任的选委会每五年重画一次，加之，人民行动党通过合并单选区，将多个高胜算的选区并入在野党强区，进而稀释在野党选票。
另外，人民行动党一方面可借由知名度高的领袖，如吴作栋（前总理，马林百列集选区）、李显龙（总理，红毛桥集选区）、王瑞杰（前第四代领导，淡宾尼集选区）、维文（最年轻部长，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陈振声（第四代领导班底之一，丹绒巴噶集选区）等充当“吸票机”，另一方面则是人民行动党的动员能力极强，有足够资源吸纳各族菁英加盟，遂而在集选区提名上具备一定优势。
如果回顾1984年后选区重画的情形，可发现单选区的数目不断减少，集选区的数目则不断增长，占席比例也持续倍增。1988年国会81席有39席是13个集选区议席，1997年93席占73席（15区），2001年84席中有75席（14区），2020年已经上涨到93席中的79席，单选区席次仅约15%占比，显而易见，集选区对执政党是有利的，否则人民行动党政府也不会通过五年一次的选区重画中提高集选区比例。
非选区议员制
李光耀在1988年引入非选区议员（Non-constituency Member of Parliament，NCMP）制度，其操作是按照所有在野胜选党席次相减委任名额。委任门槛得票至少15%，早期政府只能委任6个名额，2016年修正案落实后非选区议员上限到12个，，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以后，非选区议员才能享有民选议员的相等地位，能够参与修宪案、拨款案、不信任动议等的表决。
然而，由于新加坡在野党趋弱，得票情况不堪，往往达不到得票15%的最低限度，况且许多在野党领袖卷入官司、负债、破产等事件，使大部分在野党领袖无缘受委。
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第一大党，其规模就像马来西亚的巫统，从英殖民时期1959年立法会选举到2020年第14届大选，该党始终在国会保持绝对优势，其连续狂胜的原因非常多，人民行动党在竞选主打业绩牌、危机牌和大局牌，其他议题如组屋翻新、选区的发展蓝图、有效的市镇理事会亦是拉票的伎俩。
重点在于，李光耀掌政多年期间，成功改变新加坡的样态，将人民行动党的价值观内化到平民生活，同时把政治竞争定性为执政党的框架，使得在野党都按照人民行动党的脉络打选战，后果就是只有挨扁的份。
为了回应强势的人民行动党，新加坡的在野党如工人党、前进党、人民党等除了组织竞选联盟，还使用补选策略，即放弃提名所有选区，让路人民行动党在提名日当天获得执政机会（如，1991年选前拿41席，1997年选前拿47席，2001年选前拿55席），以便在没有政党轮替可能性的前提下，说服选民票投在野党。
人民行动党经常就个人特质攻击在野党领袖，例如，普通水平考试差劲的人民党领袖詹时中，民主党的徐顺全被指滥报德士费，工人党秘书长被指不爱国等等，在野党也没有太大议题主导权，时常就海外移工攻击执政党，议会上的问政能力不强。
当然，关于新加坡政治还有非常多的讨论，碍于篇幅未能在本文做太多分享，但可以确定的是，就2011年工人党在集选区破蛋以后，李显龙领导的人民行动党遇到的压力越来越大，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的当下，李显龙政府办大选，结果是工人党再破一城，同时拿下阿裕尼和盛港两个集选区，外加2席前进党的非选区议员，为狮城在野党史上最佳成绩。
与此同时，李显龙原计2022年完成交接，然而候任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在今年4月8日抛出辞呈的震撼弹，此举打乱人民行动党的人事布局，至今第四代领导的黑马仍属未知数，由此可见，自1965年李光耀精心打造的新加坡正在发生变化，执政党得票下跌，国父李光耀辞世，集选区连失二城，第四代领导交接碰钉，说明狮城的政治格局正朝著新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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