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拿督公”，相信马来西亚人都不陌生。在一般人的普遍印象中，这神祇穿著马来服装，双手分别握著马来剑（Keris）和元宝，神龛出现在路旁或树下，有的发展成为正式的庙宇。这个民间信仰作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集中探讨，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
11月初（2日及3日）一连两天在金宝拉曼大学举行的《史料与田野调查：拿督公研究研讨会》圆满结束，21位国内外学者，以六个主题分成六个场次呈现：百年回顾、研究概述、个案研究、文本与区域、宗教对话以及跨域比较，研讨的范围相当广，甚至可以说有点散，但作为国际上第一个以“拿督公研究”为主题的研讨会，论文范围设定还是合理的。
学者分别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民俗的角度，发表研究心得、田野调查观察、具体个案分享，以及提出观念探讨，让与会者从宏观的视野来认识“拿督公信仰”。研讨会筹委会主席陈爱梅博士就论文报告顺序，提出让“历史先行”。
作为全场的第一篇，黄裕端博士的〈19世纪马来亚英殖民政府的政策与华人民间信仰〉，谈到莱特登陆槟城时，岛上没有任何制度可以维持社会秩序。在莱特的建议下，英殖民政府在1807授予槟城第一个司法宪章，把英国法律引进槟城；其后在1826及1855年有第二和第三个司法宪章。1857年槟城广福宫与圣乔治的圣公会发生宗教冲突，引发暴动。这起宗教冲突的处理过程，最终制定了宽容和尊重在地居民之宗教与民俗的政策。
读了黄裕端的论文，再拜读陈中和博士的〈多元宗教社会的正信与异信：初探马来西亚伊斯兰法律体制对民间崇拜行为的规范〉，可以读出两个时代，两个政府政策对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深刻影响。换个角度说，上层结构直接或间接地牵制民间信仰。
华印裔膜拜的“马来神”
陈爱梅博士的〈拿督公碑铭的生命史〉，尝试追溯拿督公信仰始于什么时候？而碑铭是珍贵的史料。德国傅吾康教授及陈铁凡教授开碑铭研究之先河，出版了《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篇》。现代人掌握这个方法，深化田野调查，收集资料研究拿督公。
谁是拿督公？拿督公的属性和职能是什么？
拿督公基本上是草根的信仰。一般人理解拿督公从“克拉默”（ D a t u kkeramat）切入，将最初的拿督公定义为精灵崇拜、圣者崇拜，甚至将拿督公简化为受华裔和印裔膜拜的“马来神”，所以膜拜者不可以吃猪肉，供品也不得包含猪肉。
论文中呈现的拿督公田调个案研究，包括国内的丹绒端、巴里文打新兴港蓝啅公庙、槟岛直落公芭与美湖村、马六甲五屿岛、砂拉越等；另外也涵盖邻国新加坡、印尼棉兰、泰国普吉岛的个案，都有本身的特色，可供比较研究。马华文学中的本土神明书写、新兴港蓝啅公签诗与观音灵签比较，是对民间信仰的另一种角度的观察。
若加上个案中所提出的“华人拿督公”、原住民拿督公以及晚近的发展趋势，当代的拿督公看来就不局限于“马来神”了。拿督公的祭祀形式，最初从膜拜土堆开始，随著信众经济条件的改善，逐渐变成拿督公神龛、铁皮屋小庙，甚至发展成为大庙。有的拿督公庙的功能，甚至取代华人传统地缘与血缘性组织的角色，成为社区的“领导机构”；巴里文打新兴港蓝啅公庙便是其中独特的例子。
拿督公信仰具有相当浓厚的跨族群色彩。随著时间推移出现变迁，有“在地化”和“华人化”的趋势，即拿督公的造型、祭祀仪式、供品等，有更鲜明的华人色彩。在信仰和仪式方面，有的拿督公庙也出现跟大伯公、土地公、福德正神混合的现象。
非道教土地公
拿督公基本上是“非制度化宗教”，跟“制度化宗教”有所区别。严家建博士明确指出：拿督公不是道教的土地公。在佛教，担任佛教护法的土地神称为“坚牢地神”。儒教视阈下的后土信仰，揭示另一种土地神的文化内涵。在东马，拿督公不多；有一种说法：东马的拿督公信仰是从西马传过去。这一种说法有待研究后确认。
传统拿督公是马来圣灵被当作神明供奉在拿督公庙，接受华人和少数印度人膜拜，这种现象直接或间接地体现马来西亚多元族群交融的特色。《拿督公研究研讨会》梳理了各种传闻和猜测，对这个民间信仰做了学术性的分析。随著研讨会的结束，也开启了“拿督公研究”的新篇章，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拓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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