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十多年前，初到吉隆玻求学，在餐厅里和东马穆斯林友人开斋时坐在一起，店员用异样眼光看待。最搞笑的是店员还一度以为我们要“拼桌”，而告诉我们这桌已订位所以不能招待我们。直到友人澄清，店员才尴尬地离去。
由于斋戒月期间与友人一起开斋是笔者多年的惯例，但旁人异样眼光对待也是常态。即使平日与穆斯林友人逛书局或聚餐也常遇到店员们的疑惑刁难。近来笔者在某知名书局使用友人的会员卡一起付款时，收银员表明会员卡不能转借给陌生人，友人立即反驳说我们两人是好朋友，不是陌生人，会员卡才被允许使用和顺利结账。友人好奇为何每次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笔者就开玩笑答说，或许我需要戴个头巾与你出街就不会有人怀疑我们不是朋友。
“一个大马”情景不再
历经此事后，笔者才想起好几年前在社交媒体上广传的一篇文章，描述东马华人茶餐室里“一个马来西亚”的情景。底下留言里可见不少网友感叹这样的情景在西马如今已甚是罕见。要找到各族同胞吃饭共聚一堂的画面，或许要到有清真认证的快餐厅，或穆斯林主厨的嘛嘛档和餐厅。
笔者与长辈谈起此事时，才发现原来早在60、70年代，西马半岛皆可见华巫印友人同桌共餐谈笑风生，也有长辈很自豪地介绍会讲方言的印度友人或马来同胞。笔者发现如今年轻一辈的朋友圈里拥有异族友人其实不多，同时很可能也对其他友族同胞的文化习俗不太了解。
当然，也有人会反驳笔者的说法，认为我国还是很和睦，朋友圈里还是有友族同胞。但笔者想谈的是为何与友族同胞一起聚餐或逛街时会给别人的刻板印象是“这两人不是朋友”。究竟为何有部分的国人会有这样的观感？何时开始各族之间的相处要被人另眼相看？
清真食物认证影响
若从历史角度探索，一般学者认为英殖民时期的分而治之及种族主义策略导致族群之间不和谐不信任，但在建国初期，甚至到了70年代，民间依然可看到族群之间的社区互动和交流，并少有避忌。有学者认为这正是我国自独立以来“共享权力”的治国模式成功调解社会矛盾的典范。只是到了后来，新经济政策使得多元社会里越发强调种族身份，因得失的利害关系，或许加深了彼此身份的隔阂。
然而回到为何穆斯林同胞逐渐少在非穆斯林餐馆用餐的问题根本，笔者认为伊斯兰化政策，加强了社会对“清真”（HALAL）食物标签认证的普遍印象，并影响了穆斯林的选择。1980年以降，我国成立了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JAKIM）负责发放清真认证，开始了遵从信仰的清真食物标签。
除了饮食业，其他商业产品也开始了“清真”产品的认证。与此同时，一系列的伊斯兰化政策促使了文化的转向，加上清真标准认证的权威性，潜移默化改变一些穆斯林对没有清真标签的华裔咖啡店观感，心理产生戒备甚至抗拒。近年来也出现不少“清真”争议的新闻，例如清真手推车、安妮阿姨热狗改名风波等，无形中加剧分化这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
类似的标签无疑是导致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出现隔阂的其中原因。即使巫族同胞不介意在“没贩卖猪肉”（Serve nopork）的餐厅用餐也会被所谓的“信仰伦理”绑架，被自诩对宗教更虔诚的穆斯林同胞批判。从此，在华裔咖啡店华巫印裔同桌共餐的情景就更属罕见，社交场合被种族宗教化。
被种族标签分化
笔者认为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已不自觉地把“种族”这两个字嵌入我们的思维，分化了我们对身边事物的看法，甚至模糊了问题的焦点。比方说：当谈起适才发生的车祸，对方不知不觉地会关心“司机是什么人？”；再来就是报章上的新闻标题，比如：“华裔妇女在回家路上遭遇打劫”或者“巫族少年被霸凌”等“种族标签式”报道。这也正表露国人对“种族标签”敏感，并几乎习惯性反射在日常生活中。虽说我国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国人仍摆脱不了种族标签的刻板印象。
在这网络媒体广泛的年代，笔者认为社会言论和环境可以轻易塑造和维持大家对种族的刻板印象，反之也可利用网络及社交媒体空间来促进我国民族之间的和谐。在此，笔者不得不提近年来媒体在佳节期间的正面报导。有些虽说含有“种族或宗教标签”意味的报道，但对族群之间的和谐和信任产生的效应却是正面的。
应检讨新闻标题
譬如，教堂开放停车场让附近斋戒市集的穆斯林停车、两个不同宗教团体在斋戒月期间联合开斋活动及友族同胞在华裔婚礼上当伴娘等。这些正面的报道，无疑可减缓国人对种族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同时也证明了各族之间还是可以有真挚友谊，彼此互相尊重、谅解及团结。
因此，笔者认为在现有的体制政策运作下，网媒在族群关系里仍有著一定影响力，除了可推动族群和谐同时也能消除隔膜。最后，笔者认为媒体也应该检讨“种族标签”的新闻标题，以减少国人持续在意自身种族身份。摒除了这些作梗不良因素，好让阿里、穆都和阿福好好无拘无束快乐一起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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