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副部长玛祖基的学历连日来引发争议，玛祖基迫于舆论压力和质疑的声浪之下，做出了表态。他承认毕业自美国的剑桥国际大学而非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他对媒体所做的多番解释看来是无力的，因为根据谷歌搜索的资料，玛祖基所说的“美国剑桥国际大学”很可能是一所专门贩卖文凭的虚假大学，也就是俗称的“野鸡大学”。
另外，行动党霹雳端洛州议员杨祖强也惹上了类似的风波。其在美国科迈大学荣获的工商管理硕士文凭，实际上是不受国家学术鉴定机构（MQA）承认，而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曾于2005年，把美国科迈大学列为不受任何官方机构承认的“野鸡大学”之一。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很快便捉住了希盟议员频频曝出虚报学历风波这处短板。他提出质疑之余，也不忘揶揄二人若有兴趣到受国际认可的大专学府深造，不妨考虑到马华所办的大学学院深造。
这接踵而至的闹剧，瞬时成了舆论焦点。许多议员们纷纷表态；他们的口径大体都是学历与领导能力并无挂钩，而即使是学历低，也不会阻止一个人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及领袖。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文凭主义与学历通胀
在深入讨论这个课题之前，我想介绍两个概念，那就是文凭主义与学历通胀。这一般是指社会对于正规学历证书的需求逐渐增加，及此类学历证明同时不断贬值的相关过程。
由于社会劳动分工有著自我内生的专业化趋势，社会上各类职位与工作岗位对于正规学历或资质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使得社会上对应工作要求的最低学历发生了膨胀，同时学历和文凭又在以负相关的情况下持续贬值。
这里涉及的是社会中就业与学历之间并存的两难问题。学历与文凭代表的是个人对于某种专业知识的掌握与受教育的程度。在这里，笔者希望做个延申，讨论知识对于个人的世界观及价值观的评判标准体系的发展所发挥的重大影响，并论证知识如何帮助完善个人的健全人格发展，并使其具备成为领袖的可能性。
在我国，义务教育逐渐普及，受基础教育人数，甚至是受高等教育人数都是与日俱增的。这让社会的平均教育水平与知识水平有著显著的提高（当然，读书与受教育并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渠道，但这里我们只专注于这一点）。
知识指的是对某个主题确信的认识，而这些认识拥有潜在的能力为特定目的而使用。其意指透过经验或联想，而能够熟悉地进而了解某件事情。知识的普及，无疑满足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求知欲，促成了人们特定的思维模式，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资料。
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
但社会里，总是保留著一种声音；知识与个人特质及品格的养成以及对于领袖的塑造并无直接关联，因为一个组织或国家里最好的领袖，往往不是最聪明的那个人。当然这符合历史的一般规律，但与知识匮乏的年代不相等的；在这个知识普及的年代，对于此种观点的形成，笔者认为最大的主因便是：互联网。
互联网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网络里，人们可以讨论问题，交换意见，让人们脱离物理的空间的限制而彼此交流。由于知识分子比一般人拥有更严密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以及更丰富的学问。这令知识分子在一些他们擅长领域里的争论中具备某种优点，就是他们很会说理。
但许多政治人物，他们谈话的内容未必是知性或理性的，也未必是依据充分的，可却能够得到人民高度的附和和赞扬。这种简单、冲动而暴力的言语，似乎更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因为他们所需要做的只是不假思索地接受和崇拜。显而易见的，互联网时代，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由意见领袖主宰的了。
资讯无法建构三观
实质上，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还是有差别的；知识分子要有知识，意见领袖不一定有知识，他要有意见，有看法。其看法往往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符合人们对于情感层面的诉求，因此容易受到人们的青睐，但这并不意味著正确。他们诉诸于政治正确，而不是真实的正确。
教育之所以有其存在的价值是因为读书、吸收知识是需要对话。互联网为我们带来数以万计的资讯，但许多时候这些资讯是无法带来对话的，而且是破碎的，不像知识是系统性的。就如中国著名学者许纪霖所言，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以了解资讯的方式去读书，他获得的是支离破碎的资讯，而不是具有某种价值观、世界观和整体感的知识。
它也使建立在理性上的道德观念更加牢固更加深刻，知识和资讯的差别就在这里。套用许纪霖所言，资讯不能提供世界观，不能构成三观。所以，今天很多人一肚子资讯，却缺乏三观。这种人极易被他人所操控和迷惑。一名没有内涵和修养的领袖容易误导民众，并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是极其危险的。
知识能塑造个人的道德标准及行为实践，并对一些问题进行准确的判断。这些对于一名领袖来说，是必不可缺的。一名好的政治人物未必是适合的领袖，而一名卓越的领袖，也未必是一名政治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