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第14届大选的惊人成绩，“新马来西亚”迎来了主张更民主，平等和公正的希盟政府领导。各路人马与公民社会盼望一个更民主的马来西亚仿佛重新注入了新活力。我们理应检讨“新马来西亚”的议会民主政策，特别针对新政府是否肯定在野党的角色与作用。
在我国实行的议会民主体制下，扛起监督执政党的责任很大程度取决于在野党议员能否拥有足够的空间与资金来扮演其角色。除了为将来全国大选获胜而一跃成为执政党作好准备和铺路之外，在野党议员最大的职责就是审查并挑战执政党所提出的政策法案。
没拨款聘研究员
通过国会的立法机关，在野党议员可引用国会程序来监督执政党的一举一动。然而，在我国薄弱的议会民主制度，以及长期缺乏政府的支持下，目前在野党的表现显得差强人意，常受到不必要的困扰和阻碍。
首先，在野党议员的素质无可否认会影响他们在国会里的表现，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些议员也往往因缺乏某个程度上的资助而无法在国会里充分履行其职责。比方说，现阶段的国会没有重视提供拨款给不分朝野的国会议员去聘请国会研究员。
没有庞大的中央资金援助作为靠山的在野党议员，会优先把有限的资金用在选区发展。由于缺乏研究员，在野党议员难以在国会上有效地鞭策执政党，甚至对政府频密推出的新法案一知半解。
此外，在野党议员或许也没有充足时间去应付和审阅政府在国会临时公布的文件与法案。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在2018年国阵在大选前所提呈的选区重划报告。国会议员就只在3月22日从国会收到这份报告，然后就必须在28日为此进行辩论。所以，在不得不兼顾其选区服务以及缺乏可信赖研究员的前提下，在野党议员要在我国国会里有效地监督问责执政党会显得有点困难。
如果在野党议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来面对执政党，那么在野党在国会里的制衡机制就会被削弱。一个失能的在野党无意中可能壮大对面的执政党，这可导致政府在国会里只手遮天。
在希盟的治理下，首相马哈迪在2018年6月宣布国会在野党议员将会历史性首次获得拨款。虽说这份拨款与在朝议员所获得的有所差异（在朝每人获得50万令吉拨款，在野只得10万令吉），但这至少足以先缓解在野国会议员缺乏财政支援的问题。然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这类的拨款主要是为了应付选区发展和资助各个选区服务中心的开销与运作，并不为了改进在野党议员在国会的问政表现而设立。
“肖特款”助鞭策政府
在拥有较完善民主制度的国家，国会或甚至政府在资金上善待在野党议员可说是惯例和常态。享有“现代民主鼻祖”美誉的英国就拥有一个专门为在野党在国会提供金钱援助的政策，称之为“肖特款”（Short Money）。
“肖特款”取名于前工党国会议员爱德华肖特并在1974年正式实行。在“肖特款”政策下，在野党可凭著上一届选举中所赢得的每个席位获得1万6938英镑（约9万531令吉）。非主流的小型在野党也可从2016年4月1日起，从上届选举中获得的每200票可转换成33.83英镑拨款（约180令吉）。
此外，“肖特款”也包括在野党议员的国会出差费用以及在野党领袖国会办公室的开销总值78万9146英镑（约421万令吉）。此基金的主要目的，是要协助以在野党领袖为首的影子内阁，对政府政策的鞭策和竞争。
同样的，台湾的立法者，无论是在朝或在野也能够聘请多达14名助理，而费用则完全由立法院承担。各种对在野党议员的资助，在其他民主国家那么普遍也印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健康的民主需要茁壮的反对党。如此一来，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才能茁壮地成长，确保了在野党能继续运作并履行其国会职责。
须承认反对党角色
一个更民主的“新马来西亚”可以首先为每个不分朝野的国会议员提供一笔固定的拨款以聘请数名国会研究员。国会研究员可为他们服务的国会议员代读和准备简短的法案研究简报。这有助于让国会议员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研究政府现有的法案和政策，国会辩论的水准才能因此有所提升。高水准的国会辩论衍生出来的政策或许更周全保障全国人民的福利。
再说，希盟承诺要恢复国会的权威，而笔者认为国会权威将取决于这个新政府如何承认在野党在国会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国阵的权力傲慢，国会的一党独大和一系列的舞弊与挥霍开支当初也是通过对之前的在野党（就是现在的执政党）打压和霸凌而造成的。大马的民主因此在国阵统治期间开始开倒车。面临打压而变得实力薄弱的在野党面对国阵贪污在国会里也束手无策。
所以，资助在野党可确保我国不会再回到政府不能被问责挑战的时代。作家赛珍珠曾写道：“文明的考验在于它如何关心无助的成员”。同理，笔者认为大马民主的考验在于它如何对待在野党。大马若巩固民主制度，这可确保国会里的制衡得以实现“政府怕人民，而不是人民怕政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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