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85、86年间，李万千先生说，“我国的华文教育，从1819年在槟城建立的第一间私塾——五福书院算起，亦有166年的历史……”（引自“华教简史”，《独中今昔》第7页）
1999年12月，董教总举办了“华教180系列庆典活动”；2001年12月董总出版了《风云激荡一百八十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图片集》。它补充说：“目前，还有遗址可考的最早华人私塾要推据说是1819年在槟城创办的五福书院。从那时算起到现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亦有180多年的历史了！”
30多年来，董总在其出版的各种介绍我国华教历史的宣传品，在内部的各种宣教和培训活动中，在国外的教育论坛所提呈的报告中，董总负责人已经使这个“据说”变成了“史实”。
尽管2007年7月29日，槟城地方史研究者郑永美先生以各种史实加以论证指出：根据文献，1857年创办五福书院，非大马最早私塾。
2018年1月18日，时事评论员谢诗坚博士在《东方日报》名家版大作“华校起源不在1819年？”，指出董总的“据说”缺乏历史根据。迹象显示，二位作者的努力，很难撼动董总固有的看法。
笔者近年来就这个问题翻阅了一些资料，因此在这里也来谈谈五福书院的历史问题。
五福书院的创办于1854年，这可从其两项重要的周年纪念活动的情况见之。
一为，99周年纪念活动。1953年8月29日及30日，槟城广府十二属五福书院在牛干冬该院院址举行纪念创办99周年活动。于29日中午12时，举行纪念典礼；30日下午5时半举行联欢宴会，下午8时举行盛大游艺会。
二为，一百周年纪念活动。1954年8月29日，五福书院于中午12时，在该院牛干冬院址举行庆祝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同日下午6时，该院举行联欢宴会。
原定于下午2时召开的十二属侨众特别大会，以讨论修改章程草案，由于该院正副主席因事未能出席，同时由于各属会接得该份章程草案仅三数日，来不及研究，而决定展期。
乡会组织联络乡情
修改章程草案，目的在于容纳于去年申请加入的台山及新会二属会馆，从而使该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广府属最高机构。修改章程的决定是在1953年9月6日召开的五福书院特别会员大会所决定的，受委负责这项修改章工作的小组委员是三水会馆邓彭生、番禺会馆何辉斗、南海会馆白玉湛、东安会馆陈林安、顺德会馆卢缉甫等五人。
五福书院创办于1854年，它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的作者郑良树博士所引该院内所见最古的一块碑刻，《重修五福书院小引》的内容是吻合的。
“溯我五福堂者，崇奉重阳帝君，咸丰年间所建”。咸丰年间即公元1851年─1861年。
上述两项重大的纪念活动中，该院的主持人和出席者的演说内容，根本就没有五福书院是一所华文学校的一丝一毫内容。
郑永美和谢诗坚两位作者正确的指出，五福堂是五福书院的别称。创办之初会员为广府5属，南海、番禺、顺德、香山和东莞。
笔者没有深入地挖掘五福书院会员迭次演变的经过。从1953、54年的资料，经过修改章程后的五福书院将作为包括南海、番禺、东莞、顺德、中山、清远、三水、增城、龙门、新会、新宁、宝安、花县等十四县的总机构，其原旨为联络乡情，团结槟城广府人的力量，以谋乡众的利益。
三种组织形态
五福书院为崇奉重阳帝君，每年例有立夏、重阳祭祀活动。例如，1954年10月5日，“为庆祝年例重阳节，该院全体职员暨乡亲，于昨日中午12时，在该院集齐后，即联袂前往公蒙祭拜祖坟；同日下午在该院祭供先贤及洪圣公神位”。
根据笔者在网上的搜索，五福书院建筑的外貌，和香港湾仔洪圣庙、鸭舌洲洪圣庙、长洲洪圣庙、澳洲悉尼要明同乡会的洪圣公庙大有类似的地方。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坟山、庙宇、会馆是华人帮群社会中的三种基本组织形态。笔者认为，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李勇教授对新加坡《天福宫的领导层、组织与功能（1840–1915）》的研究报告，对于五福书院的历史状况，作一个横向比较的研究，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二卷第二期，2010年12月，页1–25）
与商务学校关系
据报载，1953年8月13日，五福书院召开第4次职员会议，其中有一项议程为讨论商务学校来函。鉴于事关重大，该院决于9月6日召集十二属同人大会，作最后定夺。
根据商务学校来函，因为该校申请新薪津制，获教育局批准，惟附有条件，即学校当局须于本年九月初切实答复，能否将每一间课室依照卫生条例，系开1/5面积窗户，以充足阳光及空气，为一劳永逸起见，校董方面拟改建后座，希望可辟教室四座，然后将前座完全让予院方作为办事处。所有建筑物，将来纯为院方之产业，故希同人等对此加以斟酌。设不幸因条件不符而不获新薪津制，学校可能停办，影响莘莘学子，实非浅鲜。
该院主席陈林安认为以槟城之琼帮人士极力维持益华学校，捐得一巨款购地兴建校舍，潮帮人士支持之韩江学校，更进一步拟开办高中，商务学校为广府人士所兴办，竟连小学亦不能维持，其何以对社会人士。
与会者有的认为“由卫生观点而言，本院实应开辟窗户，以利学子获充分阳光及空气，五福书院与商务学校乃唇齿相依者，果尔停办，本院职员及同仁必难辞其咎”。
有的人认为，“商务学校全名为广东公立商务学校，顾名思义，其为广东人所开办者无疑，亦为全槟硕果仅存之粤人主办学校，以全槟之粤人，不能维持一间小学，而任其停办，则将来社会人士蜚语所播，我辈当年职员难免被人责备”。
随著这个决定，1954年1月31日，商务学校召开新旧董事联席会议成立一个由25人组成的改建校舍委员会。成员有，名誉董事长：伍瑞琴、周炳章、李焕文、廖桂生、卢缉甫；常务董事：陈林安、黄鲁坛、梁锦就、罗明、胡耀球、周炳培、何功博、陈年、翁国荣；
热心人士：黎健丁、郭焰荣、黄忠和、梁维元、董康华、吴奋扬、黄启汉、何晋云、陈瑞球、方国华、何庆祺。
由上述委员会人事的构成来看，创办于1909年的商务学校，其前身是位于牛干冬街的五福书院，但它具有本身相对的独立性，他既不是五福书院的前身，两者也不存在过渡关系，换言之，商务学校也就不能因董总的错误，而误以为该学校有著180多年或迄今近200年的办学历史。
在历史事实面前，董总对于五福书院为我国第一所华文学校的说法，是应该有所检讨和修正的。
笔者按：本文的资料来源，多为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所藏《光华日报》、《中国报》、《联邦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