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在探讨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何以整体上言，东北亚在经济发展上，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一种常先见的解释是，东北亚国家与地区，在民族与宗教方面同质性较高，且走的是威权式发展至上路线；只是，其他亚非拉国家也有不少类似的条件，何以惟独缺乏天然资源的东北亚，如日台韩发展程度较高于其他国家与地区？
另一种说法，则是东北亚在二次战后到1980年代期间，国家享有较高的自主权（state autonomy）使得执政集团可以较不受特殊利益或即得利益集团的制约，而致力于国富民强或兵强的大业。
曾著有《中国梦》与《亚洲教父》二书的作者乔斯塔威尔（Joe Studwell），在2013年的《成与败：亚洲国家的经济运作之道》一书里则认为，与东南亚或南亚诸国相比，东北亚至少在3个方面做得比他国好得多。一是土地政策，二是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三是以扶持这两者发展为主的金融政策。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二次战后，东北亚各国均大搞土地改革，特别是耕者有其田的土改。这个土地分配，使得有劳动力剩余的东北亚各国或地区，可经由耕者有其田的小规模农业积极耕种，进而提升了农地的单位产量。在日台韩，土改能够成功进行，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的支持有关。如日韩便是在美据时期搞土改、台湾则是国民党因在中国失败后，痛改前非，大搞土改与慎重的金融政策，以免出现通膨失控。中国、朝鲜、北越虽也搞土改，只是由于搞强制性集体化农业，使农民无法长期积极从事生产，逐无法大力提高产量。
伸言之，土改虽重要，但是若个人缺乏激励，无法调动起生产积极性也是徒然。这里涉及了一个人性的课题，如华人所说的：一个和尚挑水有水喝，三个和尚挑水无水喝；这就是人性。
中国在1978年后，农产大增便因体悟到这个人民公社的弱点而改走承包制路线，进而开启了改革的第一步。其他东南亚或南亚国家，因没有搞土改，而无法借助农业力量来推动发展。
这里也涉及了一个无农不稳、无士不强、无商不富的课题。在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地方，若不能搞，如民以食为天的农业，其他发展自也难以展开，因为发展的基本前提便是，尽可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与地尽其用。土地的潜能没能充份发挥，别说提供剩余，还会因吃不饱而闹革命，东北亚则是在威权体制下，强制推行重要的土改。
提高农业生产后，东北亚便有条件搞进一步的工业化，应该说二次战后的各国，均想尽快完现现代化理想，赶上西方发达国的水平；只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则各有各法。
纪律与上进心
东北亚的显著特点是很积极动用国家的力量大力扶持工业化，而东南亚国家则不那么积极或是即便较积极，如1980年代后马哈迪便积极于工业化，可成果欠佳。同样是搞国家推动的工业化，何以大马成就一般，而东北亚则成就突出？学界一般认为，东南亚不够重视技术学习、进步与升级。
要如何实现不断的技术进步与升级？Studwell认为重点有三，一是逼扶持的企业设下出口目标；二是要促进适度的国内竞争；三是要有淘汰机制，也就是要扶不起的阿斗出局，而不是让他们成为僵尸企业，不断浪费国家丰富资源与阻碍国家的进步。这里重点不是国有或民有，而是逼接受国家扶持的企业拿出成绩表，没有成绩便应被更有能者吃掉，让有能者更为壮大。约言之，重点不是所有制（国有或民营）而是纪律与上进心。
非生产性扶弱政策
就大马的情况而言，作者认为马哈迪是积极的工业化推动领袖，可他的向东学习，只是学到表面的东西，没有学到那些不可告人的偏方。首先工业化，特别是制造业，是必须与贸易结合的，光搞工业化而没有贸易配套，成就有限，如1978年前的中国，1991年前的印度或是1989年前的苏联。他们很积极于工业化，也有足够的市场规模与容量，可是工业化并不是很成功，主因之一在于缺乏互通有无的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不仅仅是赚外汇，用外汇来购买先进设备与技术，也包括学习。从贸易中学得改进产品的技术，使产品更具竞争力，走得出不被保护的国际市场。许多国家虽有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如前苏联、印度、巴西、阿根廷、菲律宾，可出口不佳，赚不到支撑进一步工业化（第二阶段的高级进口替代）的外汇，便很可能出现入不敷出的长期赤字，如1991年印度便因走自足路线而出现外汇危机，还得运670吨黄金到伦敦去换取IMF的援助，赚取外汇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马哈迪的失策在于没有要求国办国营或民办国助的企业设下出口目标，当然更谈不上淘汰弱者。不但不淘汰弱者，还搞抑强扶弱的非生产性扶弱政策。这就注定了国家只能把钱丢到沟渠里去，不但没有生产力，反而吃掉了稀有的资源，排挤了其他有潜能的项目。马哈迪虽学到了日本或韩国大宝号概念，也搞大马大宝号（Malaysia Incorporated）提倡公私合作可却没学到要点的出口要求与国内竞争。
其实东亚模式在性质上是偏重出口抑制内需与消费的重商主义政策。这种政策最早源于16世纪的英国，如禁止出口生羊毛、对进口成衣课重税，以鼓励本国加工出口高增值产品。美国自建国以来到20世纪初期，也靠这一套偏方起家，而日本则是在19世纪后期，从德国学了这套；之后，韩国、台湾及现阶段的中国也有样学样。
70年代被超越
此时，大马的产业扶持政策，不但是抑强扶弱，还具有太多的“挑赢家”的特点，而这些赢家又多是坐享其成，只图不劳而获利益的寻租者。大马的国产车普腾或钢铁厂柏华惹失败，可韩国的现代汽车与浦钢（Dosco）却是成功的，主因之一便在于韩国著重出口与技术升级而大马则只满足于剥削本国消费者不求上进。
实则柏华惹的失败，也削弱了普腾的竞争力，因钢铁得进口，且柏华惹厂设于彭亨，而非西海岸，也是完全背离经济效率原则的民族主义，而是国族主义选择。
约言之，其重点不是在国富民强，实现全民性的国家现代化，而是政治考量多过合理的国家现代化目标。政治策略的经济后果便是，本来较韩国台湾进步的大马，在1970年代后期便被超越。扶弱若不具生产性，培养全民的实用知识与技能，而专注于财富的静态分配，就只能安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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