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末冷战初期，一股民族解放的独立思潮在第三世界涌现，这些经历帝国主义由前殖民地独立而来的新兴国家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标志著西方殖民统治的告终。
1957年8月31日，东姑阿都拉曼带领全民高喊“默迪卡”的画面，已载入史册，成为见证当家作主的共同记忆。在独立建国的过程中，三大族群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达致妥协，最终成功争取独立，为日后的国族建构奠定基础。此后六十年，马来西亚与其他脱离殖民枷锁的东南亚国家一样，擎著民主政治与政体转型的旗帜，制订社会契约，步上漫长艰难的实践历程；另一方面，全力建立“一个国家、一个国族、一种文化”的现代民族国家，将831和独立广场打造为国族记忆之所系。
当下许多历史怨怼的纠结，国族认同的对峙，异己族类的猜疑，实乃各种历史记忆的灌输与建构所致。本期《当代评论》的主题文章，将尝试探讨相关老问题的最新发展。
提升经济社会权利
首先，黄进发的〈三个马来西亚〉直指，831诞生的马来亚，既不是1963年9月16日所应产生的马来西亚，也不是1969年5月13日暴乱以后的马来西亚。当局独尊庆祝831，不仅仅是为后513政权维持正当性，也是为了遗忘916的理想与初衷。831的多党民主制建立在巫统的政治支配权和对多元社会的“务实性”容忍，让马来亚能在冷战的惊涛骇浪下生存，已让人渐忘它的原本定位是族群政体。
因此，马来西亚不啻为马来亚的扩大，主导其立国的主要力量与马来亚一样同是冷战和族群政治。一连三十六年，916不被视作全国庆典，正是因为巫统不愿意宣告TanahMelayu之终结，因为拥抱多元并非马来西亚成立的动机。反讽的是，后513体制下的选举性一党制国家，慢慢成为一个“平衡”的体制，任由巫统破坏体制、掠夺国家财富，竟维持政权于不坠。面对这“三个马来西亚”，作者提出，首先提升马来人和土著的经济社会权利，才能产生政治文化上的平等。
巩固族群政治
何以阶级视角无法跨越族群藩篱，难成当年左翼运动合作的催化剂？王国璋的〈族群、阶级、语文：六十年速写〉认为，语言问题所蕴含的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看似微妙地介乎族群与阶级因素之间，形成一道不易跨越的鸿沟。一旦华巫两大族群的内部趋同时，却进一步巩固族群政治、压抑阶级观点，让掌权的资产阶级菁英，轻易便可操作族群动员，借此模糊真正议题。不过，当英语所恃的西方世界已非昔日垄断力量，马华中文社群的稳定发展又遇上中国崛起，中文开始发挥跨族群功效时，未来二十年马来西亚将充满各种可能，对本地社会而言犹待时间发酵。
马来西亚虽然是政党林立的国家，有政党碎片化的情况，但若论及政党体系，则在发展中国家中算是相对成熟和有序。潘永强的〈六十年来的政党体系：冻结与松解〉揭橥，如此政党体系，在过去基本上是处于被冻结的制度化状态，亦即出现一个以巫统为主导的国民阵线，长期执政，在其周边围绕住两至三个中等规模的反对党，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政党体系。
但经过六十年来基本不变的一党霸权体系，这个被冻结的政党体系正日益面临冲击，而有解冻和松解的趋向。反对运动和公民社会成员，都期待结束巫统的支配，促成两线制。不过，当一党霸权体系崩解后，不一定走向两线制，反而最大可能是多党竞争的溷局，要经历多党政治的过渡阶段，我国政党体系才会重建秩序和恢复稳定。
马来西亚天然资源丰富，地理优势绝佳，又继承英国人留下的现代制度，曾经是东南亚地区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
经济转型乏力
然而多年来经济转型乏力，政府财政拮据，广大国民的工资增长缓慢，实质收入不进反退。上述竞争优势近年来在逐步消失，外资减少、外才流失、治安不靖、种族关系疏离等问题，对经济发展构成严峻考验。如今，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自主创新能力缺失、人力资源发展迟缓，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贪腐问题更掣肘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严重制约经济增长。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与区域化中，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孙和声在〈六十年经济的阶段性变化〉的答案是：兴利除弊，推动廉政，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塑造有利的经营环境与有效竞争。
马来西亚华人的认同观并非单一、静态的认同观，而是随著历史的变迁，呈现出动态而复杂的心理状态。其形成、转型与变迁的历程，乃从“中国”认同，演变成“祖国—在地国”的双重认同之历史过程。吴益婷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当代乡愁〉观察到，许多使用中文研究华人社会者，他们研究华人语言、庙宇、学校、乡团，还有战前知识分子和政治倾向，往往把中国当成唯一或最原始的乡愁。
华裔扎根历史悠久
其实华人在这片土地已生活几代，扎根的历史比马来西亚国家体制还久，这个过程里经历的各种变化，各种获得与失落的经历，都可以构成当代乡愁。
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传统茶室，只是众多的文化符号之一，里面的变化却记录了最贴近我们的过去，也可能透露最靠近我们的未来路径。迎接独立六十年，我们需要更多的包容，而不是自欺欺人，应该以多元撑起历史与未来。
民族主义其实是一把两面刃，在不同历史脉络里有著不同的情境与发展轨迹。既有弱小民族解除殖民压迫，要求独立自主的精神；也有大国强权的扩张主义，以官方的民族大义之名，行侵略之实。讨论后殖民必须回到该社会的特殊殖民经验。台湾学者吴叡人深信，台湾的解放必须超越传统视野，基于公平、正义、多元、普遍主义之立场，追求台湾人全体与一切弱小者真正彻底的解放，如此达到普遍价值的实践才有意义。
透过本期专访〈世界知识地图上的民族主义〉，我们得以窥见殖民与后殖民结构的影响，形成台湾社会不断被支配、殖民，如今又面对新的外部霸权兴起，唯有在多重帝国的夹缝中，戮力摆脱地缘政治的宿命。
在殖民压迫下追求解放，固然有其无可争议的正当性，但民族解放与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尤其是民族沙文主义相关，虽只是一线之隔，却有天壤之别。华人社会从来不缺民族情感，但要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就必须将民族群体意识上升、转化为普遍公民意识，这无疑是台湾乃至马来西亚当前的重大挑战。
编按：本文是《当代评论11：独立六十年》的编者绪言。《当代评论》是由林连玉基金出版的公共评论刊物，有意购买者，请向各大书局查询，或联系林连玉基金行政部03-21422496/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