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第二财长佐哈里公开说，大马一个公务员为1937人服务，而在中国与印尼，其对比则是1人对约110人，韩国则是1对71人。
这段话可以从正负两面来解读。从正面看，这可以表示大马政府是个服务型政府，可以更周到地为民服务；从负面看，则是政府过于拥肿，公务员过剩，进而为人民与工商界增加负担，甚至削弱大马的竞争力。因为，人员过剩，效率反而可能更低，造成集体无效率的后果。
公务员过于马来化
更甚的是，人员过剩会逼政府加税与加紧追税，使资本与财富从民间转向政府，进而削减了生产性投资。约言之，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否则，便会致成通货膨胀失控，如1980与90年代初期的许多南美洲国家的实例，如巴西、阿根廷的通膨失控。
大马公务员过剩事宜，是近年来颇受注意的现象，可又不便公开讨论。因为，这会被解读为反马来人。之所以，大马的公务员中，马来人占比偏高，如在2009年，大马劳动力约为1200万人，可公务员却占了约129万人；其中，马来人占77%，砂沙土著占了8.7%，华人6%，印裔4%，及其他族群4.3%。
这样的族群组合，突显出过于马来化，也与本国族群人口比率相去甚远，因马来人只占人口的约55%。可也有高官说，马来人占比高是因为民间部门不愿雇用马来人，故政府不得不取而代之。民间部门与外资是否在雇人方面有种族歧视，如爱雇用廉价外劳而不爱雇用印裔等，确是个值得讨论的课题。
供过于求的失衡
什么才是个适中的政府规模，这向来都是政经界的热点课题。一般看法是，政府过小也有其弊，特别是在公共教育与公共医疗方面，如果人员与投资不足，不但对穷人不利，也会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升。这里还涉及了公共投资国（Public InvestmentState）的概念。就大马言，一般多认为，大马的公共部门确是过于拥肿，应力以简化与瘦身。
至于为何会过于拥肿，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1997-98年金融货币危机后，大马的经济增长率大幅下跌。从1987-97的年均9%的增长率，跌到这10多年来的约5%；与此同时，我国又在这期间大事扩大高等教育，年均有约100万公私大专的在籍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出现僧多粥少的供过于求的失衡。
吊诡的是，尽管缺乏体面的白领就业机会，可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又严缺人手，以至有好几百万的廉价外劳在马从事较不体面的工作。反讽的是，大马人又到新国当“马劳”。
这里，也突显出一个劳动力与市场需求失配（Mismatch）的现象。一方面是受过高教者学非所用，或是某些人认为是因为高教者英语不佳、沟通能力差、要求太高等。其他方面则是，政府严厉控制廉价外劳，又致使许多劳动力密集产业（如家具工业）因缺人手，而失去了订单，从而也减少了制造业白领的就业机会。
二元化劳动力市场
因为，一间劳动力密集的行业，通常也需要10多名行政人员（白领）。所以，严控外劳，其实，也会损及体面的创业机会。特别是在这个“逐底竞争”（Racetothe Bottom）的全球化与区域化时代。
据此而论，马来西亚的问题其实是无法创造一个二元化（Dualistic）的劳动力市场，也就是本国人从事较高层次的体面就业，而廉价外劳则从事较低技能、低知识密集的工作，如台韩新便较成功地创造了二元化劳动力市场。这是一个较能鱼与熊掌兼顾的两全之策；只是，马来西亚的教育与培训制度上的问题，以至于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缺乏实用的知识与技能，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伸言之，只要不改变现有的教育与培训制度，马来西亚就无望创造二元化劳动力市场；当然，也会减少创造体面就业的机会。其结果就是，政府得收容这些高教失业者。因为，高教失业者是最不安于室，也会最闹事的一群，他们会危及政权，壮大反对党，如许多中东国家便是如此。
牺牲下一代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了自保，当然会只顾眼前保住政权，雇用他们，以保政权。与此同时，随著两线制的出现，也出现了一个吊诡的现象；那就是，更激烈的党际竞争，也激化了民众（粹）主义政治的壮大。在斗民粹的条件下，朝野双方便只好斗讨好而非斗求好。
这就是选举民主的悖论之一。从好的方面来看，它无疑使政权更看重民意；从坏的方面来看，就是双方都变得机会主义与短期主义。其最终的后果，也可能是以牺牲下一代的利益作为代价，如债留子孙。实则，代际不公（Generation Injustice），已经成为了当代政经的主题之一。
在大马，近10年来的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是，公务员调薪的次数与幅度，高于民间部门，这才是公务员薪酬占开支总额节节高升的主因之一。另外，由于退休公务员也递增，这就使得这类支出在总支出的占比，较10年前高得多。如在2000年，薪酬与退休金支出只占行政支出的16.4%与4.2%，可到了2005年，已升到23.6%与6.8%；而在2015年，又进一步升到29.4%与7.3%！
著重理论与实践
结而言之，只有改变公共投资的方向，提升国民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创造有效的二元化劳动力市场，激活市场，促进竞争与开放，才可能让市场，而非政府消化有用的劳动力。学要有所用。
其实，大马应该向1960-80年代的台湾，或是一向以来便重视技职教育的德国与瑞士学习。他们的高中生（16岁后）有75%是进入专科学校，而非一般的学院。由于著重理论与实践合一的双轨制，他们的毕业生多数是有即战力的实用人才。大马人即便要到外国当外劳，也应是有证书，有技能的高薪外劳，而非廉价外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