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国“向右转”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全部出现政治上“向右转”的现象。

首先是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在极右派势力影响下，英国选民以微差票数（51.89%对48.11%）通过退出欧盟。其次是在11月8日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得选票少但选举人票多的共和党右翼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打败民主党开明派的希拉莉，将在1月20日入主白宫。

各国右翼占上风

三是德国极右派的“另类选择党”（AfD）崛起，在地方选举中大有斩获，威胁到右派的联邦政府总理默克尔的执政地位。四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支持率剧升，而现任左派社会党总统奥朗德民望大跌（只有不到10%），宣布退出明年的总统大选，使法国在明年出现右派总统成为定局。五是意大利中间派的总理伦齐，由于他推动的宪制改革公投失利而辞职下台。明年的意大利议会选举，可能换成右翼政党上台。

这些西方大国“向右转”与西方国家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息息相关。包括：贫富悬殊扩大，中产阶级萎缩，下层人民收入减少和失业情况严重；全球一体化只对占少数的精英阶层有利，对广大下层阶级不利。欧洲国家还面对欧盟一体化对本国经济不利，因中东和北非战乱而涌入大量穆斯林难民的难民危机，加上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法、德都曾发生造成相当大人命伤亡的穆斯林极端分子恐怖主义攻击事件）。

投票达“制衡”作用

因此，这些国家的生活艰难、看不到前途的下层阶级变成“白人种族主义至上分子”，利用民主机制，投票支持主张排外和抵制穆斯林，反对全球化、反对“欧洲一体化”，主张保守和强调本国利益的孤立主义的极右翼政党。然而，这只是一种发泄，“向右转”并不能根本能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甚至因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可能使他们本身以及他们的国家陷入更大的困境。

所幸这些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还有能使选民通过投票达到“制衡”的作用。例如，在英国，极右派独立党在促使英国通过公投脱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该党在全国大选中也取得12.6%选票，但在多党在同一个国会选区竞选互相淘汰的情况下，该党只赢得一个国会议席，在国会内发挥不了作用。新首相特丽莎梅也把执政党保守党内的脱欧派大将约翰逊拉拢入内阁担任外长。因此，英国应该会平稳的退出欧盟，不会再节外生枝。

德国是实行比例代表制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右派基民党籍的总理默克尔，由于坚持收容中东难民，惹起民怨，加上12月底在柏林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而民望大跌，但由于其他政党也乏善可陈，相信在今年7月举行的联邦国会大选中，基民党仍然会是国会内的第一大党。选后基民党很可能继续与左派社民党组织“左右共治”联合政府。极右派的“另类选择党”可能会赢得更多国会议席，但会被拒于执政门外。默克尔和基民党仍将是欧盟的中流砥柱。

欧洲一体化将持续

在法国，由于左派社会党不得人心，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尽管奥朗德不参选，该党总统候选人还是会在第一轮投票中被淘汰。进入第二轮投票的，应该是右派共和党候选人费永和极右派国民阵线的领袖玛丽娜·庞勒。在第二轮投票中，左派选民会把选票集中投给费永，以确保总统宝座不会落入玛丽娜手中。换言之，法国届时将由传统右派执政。

如果稳定了英、德、法三大国，即使英国退出欧盟，欧盟也不会分崩离析，反而“欧洲一体化“（招收更多会员国加入欧盟）还会持续。

反而特朗普的内阁成员以少有从政经验的亿万富豪和前高级将领为主，是美国自二战以来最右派和最鹰派的总统和内阁。若特朗普贯彻他的“美国第一”理念，加强军力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和平和国际经济与贸易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出口导向的大马经济也会受到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