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是两个概念。前者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后者是马克思的徒子徒孙对祖师爷学说的党尊化，成为官方解释万物和统治国家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的学说有许多真知灼见，但也有许多空白点，允许反思补充，但马克思主义则形同神学教条，被奉为绝对真理，不容质疑。
马克思的学说对西方资本主义之社会和人的异化（alienation）有深刻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无所不包，但在革命实践上有两个重点：在欧洲，有所谓“庸俗的马克思主义”（Vulgar Marxism），过渡强调“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ation），认为成熟的资本主义最终必定引发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五个社会阶段发展说”，准确无误，好比科学那样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但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另一支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过度强化“革命唯意志论”（revolutionary voluntarism），认为现实的社会即使不具备革命条件，但职业革命家领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只要够勇武，够胆略，一样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打破客观规律，改变历史，即：从封建主义社会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卡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今天，我就简略地和大家分享亚非拉社会主义者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作为大家更宏观地反思马共在马来亚/马来西亚革命最终何以失败的理论探讨，以回答一些老左前辈的疑问。
十点反思
以下十点是我就“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之反思：
一）1917年的十月革命，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然在七十年后苏联终告解体，西方左翼学者普遍认为那是斯大林模式（Stalin Model）的破产，或是列宁—斯大林主义（Lenin-Stalinism）的崩解，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失灵 。因为马克思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论述，很关键的前提条件并没有出现在俄国这一片欧亚大陆上，那就是成熟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强大的无产阶级队伍，以及可以在斗争过程里充分被利用的资产阶级法权（bourgeoisie rights）。故有西方学者以先天条件不足的“早产儿”来形容七十年的苏维埃模式最终依然难逃“夭折”的宿命。
二）前苏联学者认为，作为职业革命家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Bolshevik）“革命唯意志论”的产物。革命成功后，列宁随即进行“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的“直接过渡”，让俄国的经济陷入更大的困境，这再一次体现了列宁冒进的“革命唯意志论”。然而，列宁很快就自我修正了激进的路线，马上转入“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y Policy），尝试力挽狂澜。遗憾的是，列宁太早离世，《列宁遗嘱》又被搁置，接班人斯大林又犯上“革命唯意志论”的毛病，推行一系列破坏经济建设的激进社会主义路线，并衍生出“斯大林模式”这个怪胎。七十年的苏维埃实践，不仅严重扭曲了马克思的观点，也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
三）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如果列宁能长命一些，或其《新经济政策》能执行得更长久一点（按列宁的预算，至少要25年），又或者被革职的是苏共总书记斯大林，而不是搁置《列宁遗嘱》的话，那么可能苏联的历史命运会改写。
封建遗毒
四）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安排，不会搞太久，因为民主建设终究是社会主义的核心。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就是建基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在苏联、中国和亚非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个人集权、领袖崇拜、一党专政、取缔新闻自由以及用秘密警察肃清党内外反对力量的共同特征。说穿了，这就是封建主义的遗毒作祟。这同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改良道路截然不同，它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不给胡搞，给社会主义蒙上“红色恐怖”的历史污名。
五）“斯大林模式”虽然违反民主自由，然而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让苏联得以在短短15年内就崛起成为一个工业强国，为二战期间同法西斯主义抗衡提供了物质保障。再则，二战结束后苏联同美国两极对峙，冷战期间相互在军事工业上较量（核武器），客观上发挥了维持国际政治格局的所谓“恐怖平衡”作用。这对于避免或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进步作用。
六）不同党派对于毛泽东的功过评价，迄今依然分歧很大。中共习近平的立场，是“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要以邓小平时代否定毛泽东时代，也不要以毛泽东时代否定邓小平时代”，当否定的，只是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在1976年复出所推行的改革开放路线，正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精神的翻版。邓小平一是为纠正毛之前所犯的错误激进路线给国民经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二是邓小平回归马克思学说的合理内核，大胆借鉴资本主义的科技和管理优势，解放落后国家的生产力，不然社会主义只是空谈。
输出革命
七）中共的“输出革命”显然是毛泽东个人主观意志凌驾于党的表现。毛将自己视为“世界革命的领袖”，有义务协助其他兄弟党推翻他们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然而，条件是按“中国道路”去开展武装斗争，从革命的理论读本、武器配备、设立电台、资金援助、干部培训等方面，都是照搬中共革命的模式，没有实事求是地按所在国的本土现实条件来闹革命，这无疑导致许多兄弟党付出更大的革命代价，包括马共。
八）二战后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非洲社会主义者，基于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进而导致他们不愿意参考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合理的管理经验和治理架构，唯有照搬苏联或中共模式，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直接过渡”期间，不仅成效不大，也破坏了经济生产力，让非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窄。苏联解体后，非洲社会主义不仅无人问津，也留下一堆后遗症，如贪污、贫穷、饥荒以及内战等。
九）拉美的“游击中心主义”也是带有浓厚的“革命唯意志主义”色彩，或称“革命的浪漫主义”。如切·格瓦拉对党建不甚重视，认为游击队就是政党，游击队主要是由觉悟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共产党存在与否，不是影响革命成功的关键。格瓦拉为革命事业牺牲自我的英雄事迹固然让人钦佩，但是他对于革命胜利后如何具体建设古巴似乎不感兴趣，反而更加热衷于领导游击队潜入别国，谋求解放他人（这点他比毛泽东的“输出革命”更加激进，他亲自披甲上阵，身先士卒）。他留下的手稿和出版品，内容都是游击战的经验总结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人”的哲学思考，不是就如何建设一个政权的务实方略。
十）任何以宗教教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政权，宣扬的法和实践的术往往有很大的落差。缅甸的佛教社会主义即是典型例子。“法的社会主义”从理念上而论，确实可以在净化人心、追求社会和谐、谋求资源共享等方面有其建树。但是奈温所领导的缅甸社会主义——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却是一个军人专政、经济衰败、国力不振的一党制落后国家。由此可见，考茨基的名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对所有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之批判的确是一针见血。
马共失败
故此，今天评价马共在马来亚/马来西亚的革命斗争，如果站在马克思的学说就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而言，我以为，这场革命的失败是无可厚非的。不是华人党的问题，不是党领导陈平的问题，不是冷战剿共的问题，不是马来人拒绝社会主义无神论的问题；最关键的还是马来亚作为封建的社会土壤，根本就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包括对资本主义法权的尊重和生产力的发展利用。换言之，万一当年马共革命成功，诞生的左翼政权可能如红高棉那样，比巫统右派统治更专政独裁，经济发展也可能比朋党资本主义模式更落伍。
故此，我以为马共领导的革命，当属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它对赶走殖民统治者有功，对争取国家独立有促进作用。但若由马共接管马来亚/马来西亚，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我想陈平借鉴的中共和其他兄弟党那套“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人民民主”，应该会比巫统更加肆意侵犯人权和禁锢自由民主。
反思过去左翼斗争的成败，是为了让今天我们的改革运动少走冤枉路。
你能从中吸取到什么经验教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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