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Urban）是个既指市镇（Town），也指城市（City）的用语，不同国家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
在大马，它是指拥有1万名或以上人口的聚居地。至于城镇化，顾名思义，便是指形成城镇的过程。在不同的地区，这个过程有不同的特征，在一些发达国如美国，在1970年代，便有一些大都市（Metropolitan）出现逆城镇化的现象，即出现人口净流大，而在一些欠发达国，则出现过度城镇化现象，以至于出现大量的贫民区（Slum）。
伸言之，要否推动城镇化，还得考虑及生产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课题。生产性是指，它是个增长点还是依靠内地寄生的城镇；包容性则涉及把边缘化群体纳入其中的过程；而可持续性则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如水供。
一般来说，城镇化涉及三方面的变化，即人口、社经结构与价值观，行为方式上的变化。就大马而言，城镇化也有其基本特征。在1950年，西马的城镇化，也就是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仅占约20%，到了1970年，也仅达约29%，可到了1980、1991、2000与2010年，则个别增长至约39%、54%、65%与85%。约言之，西马基本上已是个颇高度城镇化的地区。
只是，由于东马两州城镇化，到了2010年，依然仅达约54%，才拉低了城镇化程度，也就是在2010年，整体上是71%，2015年则是74%。从人口结构的角度看，在1970年，马来人、华人、印裔与大马整体上的城镇化程度是约15%、47%、34%与27%。也就是，马来人基本上是居住在乡区；只是，到了1980、1991、2000与2010年，马来人的城镇化已个别升到约25%、44%、54%与67%。也就是说，在2000年时，马来人居城镇人口已超过50%，他们已不再是乡民（Folk）。
马来人从乡民转换为城镇居民，对大马城镇的政治、经济难免发生颇大的作用。就华印族而言，在2010年，其居城镇人口则个别是91%与89%。之所以主因在于，华印族相对集中于西海岸较发达的地区，故高城镇化是意料中事，如雪州、槟州的城镇化均高达92%。华印族的高城镇化，基本上是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马来人的城镇化，则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政策致成的。
工业化扮演要角
事缘自1970年代始，政府便经由扩大公共部门与创设大量公共企业，进而为马来人的加速城镇化提供了条件。因为，就业机会是人潮流向的主要吸力，没有就业，就没有留住定居人口的条件。此外，工业化也是股不可忽略的动力。因为，工业化为城镇提供了大量的非农业领域的就业，如制造业与服务业。
这个结构变化，也可从大马的经济结构中一窥究竟。如在1970年，农业（农林渔牧）占了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约29%，可之后，便逐渐下降至1980、1990、2000与2010年的约23%、19%、9%与10%。这个结构变化，也使马来人的就业形态，从农业转为工业与服务业，特别是服务业中的公务员。这个居住与就业形态，也造成了大体上是第一代的马来中产阶级。这个首代中产有一个特点是，他们在性质上，有颇多是国家依存型（State Dependent）的中产。由于依存国家力量，就难免会或多或少害怕政权变更。
替代现有政治力量
要削弱他们这种害怕心理，其中的一个方法是，替代现有政权的政治力量，必须是能让他们觉得安心的政权。说白了，就是以另一批马来精英集团取代旧精英集团。
在这替换过程中，非马来人就得选择另一批较具包容性的替代精英集团；若否，政权更替的可能性不高。因为，大马的政治现实是，在222个国会议员中，马来人与穆斯林占了135位。
其结果就是，马来人∕穆斯林要做什么，如1971年出台新经济政策与国家文化政策，非马来人阻止不了；而非马来人要做什么，如争取民族平权，马来人阻止得了。只是，由于马来人∕土著占了人口的约69%（马来人约56%，其他土著约13%），若政策长久失当，也会使国家陷入困境，从而影响到全民的出路。对马来中产言，他们按理是希望其子女，也至少能享有与他们一样的中产地位与生活方式的机会；可问题是，由于他们人口庞大，且政府也因长期的挥霍，而陷入财政困境；因此，往昔的国家依存已难以持续。
据此而论，大马若不能进一步改善族际关系，进而解决生产力，提高政府收入的话，这个中产阶级恐难扩大，甚至萎缩。从好的方面言，马来人的城镇化，也使得各族更害怕发生族际冲突，不良政客也更难在城镇制造可引发族际冲突的事件（如513）。毕竟，社经结构已与往昔不同。
从价值观以及行为的角度来看，城镇化对马来人的影响颇为复杂，不易简单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