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出版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一书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名著之一。作者艾瑞克‧沃尔夫（Eric Wolf）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所知道的现今世界，并非是理所当然地长成这样子。现今国家的边界、各民族的文化、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及政治体系等等，是因为资本主义自十五世纪以来把全球各地链接起来，并逐步地改变了它们，使它们渐渐变成今日所见的样子。
举例来说，美洲的马铃薯、玉蜀黍、烟草与梅毒带到了欧亚大陆，同时欧亚大陆的马和天花等也带到了美洲。甚至美洲、非洲和亚洲当地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也因为欧洲人主导的大西洋贸易而产生变化。因此，我们所熟悉的美洲、非洲与亚洲等地的样子，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理所当然。
曼陀罗式国家形态
许多后继研究延续了艾瑞克‧沃尔夫的讨论，证明了艾瑞克‧沃尔夫所言非虚。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维梅尔的帽子（Vermeer's Hat）》就讨论了远洋贸易如何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凯乐（Carol Benedict）的《中国烟草史（Golden-Silk Smoke）》讨论了烟草这美洲商品如何成为中国文化、社会与商业的一环；卡尔‧特劳基（Carl Trocki）的《Prince of Pirates》（海盗王子）讲述了在柔佛王国的眼光如何因资本主义而从海上转向陆地；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则在这许多基础之上讨论了欧洲如何脱颖而出主宰世界的故事。
回到马来西亚史，一切就更加一目了然。西马和东马在1963年成为一个国家之前，两地在政治上除了皆属于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之外，社会经济的组成与结构都不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巴和砂拉越属于英国的保护国，而非直接管理的殖民地。
即使在西马，槟城和马六甲同新加坡属于直接管理的皇家殖民地，北马四州的控制权也在1909年从暹罗（泰国）转移到英国，中马四州组成了马来联邦，随著科技进步，英国殖民政府的权力才可算直达末梢。南马的柔佛也要等到1917年才完全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可见当时与一百年后的今天，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时间再往回溯，可发现这些州更是今人所不熟悉的事物。由于近代早期的东南亚国家形态是曼陀罗式的，并无固定的国界而只有势力范围，因此国界之间非常模糊，也不断变动。
在十九世纪之前，柔佛王国是一个以廖内群岛为中心，并囊括了今日柔佛州、新加坡与廖内群岛的国家。雪兰莪与森美兰之间的国界也并非今日所见，甚至吉打和玻璃市仍然是在一个王室之下，并且槟城也是这王室的土地，而非英国东印度公司所有。
为政治创造的术语
这些事情都一再表明，“自古以来”、“从古至今”等说辞的背后有许多问题。许多现今人们所说的自古就有的事物往往经不起推敲，甚至有些是现今人们托古发明的传统与事物。以新山的柔佛古庙游神为例，虽然有些传统仍然保留，例如面向会馆高举神轿（现今则变成了摇神轿）以及酬神戏，但是今日所见的一些仪式与做法是古庙游神1980年代复兴以来才出现的。
如果打开历史和地图，这种“自古以来”的神话更是一目了然。以中国为例，可发现明代的国家疆域并不包括本土十五省以外的地方，直至清代才以帝国之姿控制今日的西藏、新疆等地（其中历史的复杂在此略过）。因此，“自古以来”是因应政治需要而创造的术语，而非学术上的词汇，更是学术可讨论的事物。
针对这些“自古以来”的迷思，马克思史学大师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一段话说的很好。他说：“历史要是成为鼓动人心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自以为是的神话了。这时，没有什么东西会比历史这样的眼罩更危险的了，现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史可以证明这一点。”“将这块眼罩拿掉，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若是做不到，至少偶尔将它轻轻掀起——如果能够这么做的话，就能让当代社会可以看清一些事物，即使了解的过程并不好受，但却能因此有所帮助。”（《论历史》，第三章）
眼见许多人为近两百年来才出现的人造物如国族与民族等欢欣鼓舞，认为这些人造物是自古就有之物，甚至为了这些人造物而攻击恒久留存的价值观。对此感到十分不以为然，故作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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