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民间信仰乃一般以农渔业为主、工商业为辅的传统华社比较经常和紧密接触的“宗教”。它的弥散性和功利性尤其对应民间的各种朴实需求，包括个体的求庇佑、求财富、求平安、求好运、求姻缘等，或作为一地或一群体，如村、镇、族、帮、行业之公共事务的权威中心，服务当地或特殊集体的政治、经济、治安、伦理、风俗，乃至教育、医疗、通讯、娱乐等刚需。
然而，民间信仰虽因较“接地气”而广受欢迎，但却未必具备足够的思想和理论厚度及深度去满足个人和社会对更深奥、严肃、本质或复杂的问题之解释及处理方案的需求。如关乎存在之意义、世界之来源、社会之目的、政治之理想、道德之根基、律法之权威、生命之价值等者。于是除了某些人（文化水平较高者）或会从世俗学问如哲学、法学、科学中去寻求答案之外，一般传统华人，无论个体或社群，就得追溯到作为大传统的儒佛道三教了。
之所以，民间信仰和三教的关系，一路来都不是楚河汉界、各行其是，而是不时有交叉、交汇，乃至交融。其实民间信仰固然需要借助、挪用、模仿三教元素来填补其于思想、理论及部分制度上的欠缺或短板，三教又何尝不不时“屈尊”去参考、借鉴民间信仰的策略和作法以更得以深入民间呢？事实上，若硬要用西方的宗教概念、范畴及模式等去区别开民间信仰和三教，忽视其彼此之间的流动性、开放性关系，恐怕会是削足适履，甚至夏虫语冰也。
虽不能否认历史上三教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不一定都是和和气气的，毕竟也曾发生过个别的竞争、排挤、限制、禁止、打压等事件，但总体上三教和民间信仰之间，到底还是相互尊重、交融、配合、弥补的时候更多。尤其儒教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掌握大权，但基于理性、客观、包容及务实的态度，对于民间信仰（包括部分民间宗教），并不一概主观否定和强力剿灭，反而善于借用或开发其有助于维系社会秩序，以及传承、保存、弘扬文化的一面。
总之，相比于其他文明，民间信仰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中可谓比较受到肯定，甚至可说享有更大的“民主”——虽说并非不会受到掌权者的监督，以免其“乖离正轨”。如此被“善待”的大背景，自然与居主流的三教大传统本就非排他性极强的意识形态系统，而是大体上都主张和合、宽容者相关。且就如三教之间的理性分工（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民间信仰也被分工为迎合普罗大众的基本宗教需求，而文化精英则可升往儒佛道“深造”。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多少对这原有的民间信仰和三教之间的关系结构产生一定的冲击。尤其是反传统主义和世俗主义激烈地撼动、颠覆、解构了三教的权威，民间信仰更是被贬至一文不值，甚至“有害”。所以从清末民初至20世纪中期，泛中华群体的主流声音中经常听到批判儒佛道（尤其儒教）为封建、反动、落伍、不科学之类，而民间信仰则属蒙昧、迷信、害人等。同时，因三教的权威失位或失势，确可看到不少新晋精英开始转向其他宗教。
不管怎样，自上世纪中叶之后，显然形势已有点“好转”，不论是三教或民间信仰，都开始逐渐重拾原本应当的位置和影响力（或许除了仍找不到合适定位的儒教）。虽说反传统主义和世俗主义的确兀自“嚣张”，但至少三教和民间信仰多少已找到如何适应，甚至善用现代化的“法门”。这加上环球社会的进一步世俗化和多元化，都有利于传统元素抵挡、消解早期现代化过度倾向西化的狭隘及偏执路线之压力。
那未来的民间信仰和三教之间会不会回到传统的“和谐共生”大格局呢？虽说这未必不可能，但毕竟现代化之下的社会形态已转变更大，农渔业早非主流，连工商业也面临划时代的新变数，不论是三教或民间信仰，到底本身是否还能找到新的坚实定位和价值，尚属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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