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嬷的情书》引发的热议，在新加坡继续延烧。
电影的潮语原音版在6月18日公映，10场戏票被瞬间秒杀。片商随后宣布加开8场，于6月22日下午开始发售，结果又在短短一小时半售罄。
当天，戏院外多达300人排成长长的队伍，其中不少头发斑白、身形佝偻的老人，默默排了半天，最终失望而归。这情景引起许多民众不满，指责政府的语言政策僵化且不合时宜，老人家想看一部乡音电影，居然还要承受这种折腾。
新加坡自1979年推行“讲华语运动”，最响亮的一句口号就是：“多讲华语，少说方言”。李光耀认为，华族有太多方言，潮语、广东、福建、海南、客家等，虽然都是华人，但彼此间犹如鸡同鸭讲，有碍国民团结，于是在推行华语运动的同时，也全面禁止方言在电视、电影与电台的传播。
一晃眼四十馀年过去，各籍贯方言被“讲华语运动” 几乎消灭殆尽，但最后的赢家却不是华语，而是英语。
以下是Gemini根据官方资料所制作的图表（2026年数据为趋势推算所得）：
如果聚焦20岁以下年龄层，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青少年占了压倒性的七成以上，华语成了“少数语言”，方言则不复存在。（见下图）
可以说，经过半世纪的努力，新加坡成功在“新生代”这个幼苗，掐死了方言；还能口操流利方言的，基本上仅剩下50开外的中老年人。
倘若1979年的方言是洪水猛兽，如今只能算是只奄奄一息的小仓鼠，丝毫没有威胁性。这就未免让人疑惑：狮城政府至今仍坚持将方言关在笼子里，到底惧怕些什么？
新加坡常以“双语政策”为豪，但现实情况是，当华裔青少年聚在一起，普遍皆以英语交流，顶多偶尔掺杂一两句中文惯用语。对他们而言，英文就是母语，不仅和父母以英语沟通，平时的阅读物是英文，脑子里的思考语言也是英语。
如果与他们深入交谈，就会发现他们即便能以华语作日常交流，却往往词汇能力有限，每两句话就必定夹杂英文词句，否则无法表达到位。尤其是当你突然引用某些成语或中文典故，他们就会不知你所云何物。
我80年代末在新国大宿舍的一段体验特别深刻。当时电视播放相声大师马季的节目，说到有趣之处，我和几位来自大马的舍友笑得东歪西倒，旁边的新加坡人则面面相觑，完全听不懂马季在抖些什么包袱。
当年我就明显感受到，“讲华语运动”不是“学中文运动”，华语对新生代而言，不过是另一个“新方言”，功能大概仅限于寒暄、点餐、讨价还价，大家“会讲就够啦！”。
诚然，对事事以经济效益为优先考量的新加坡政府而言，让全民的英文水平与国际接轨，不是一个选项，而是必要的生存条件。
但事无两全，尤其是当精英领导的语文天枰明显偏向一端，就不可能期望老百姓会作出相反的抉择。
所以，不论是升学、就业、考绩，不论是在私企还是官府，英文的重要性都远超中文。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英文能力不足就会被踢出局，中文成了功利主义下的牺牲品。
更何况，英文同时扮演著“团结国民”的角色，是政府用以维系各族和睦，并打造“新加坡国族”的重要工具。
表面上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新加坡人英语水平居亚洲之冠，但中文水平却日渐衰退，是现实考量下无可奈何的发展过程。
然而，语文乃民族之魂；一个民族最核心的价值，如何能依靠其它民族的语文来传承？
语言与民族个性
那些自幼念华小，之后升读华中或独中的大马华校生，最能体会，我们读过的课本，学过的成语，背过的唐诗宋词，以及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气节，还有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等，都时刻在潜移默化塑造我们的民族个性。
中华民族精神，建立在“自强不息”，讲究的是“厚德载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追求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当官的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百姓眼里的好官必须懂得“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这些华校生必修的课文，大家都要经过多年的熟记与运用，才能慢慢领悟；而那些需靠汉语拼音讲稿来发表华语演讲的新加坡领导，却又怎能理解其重要性？更别说是体会其中的博大精深？
当国家领导主要以英文思考，长期接触英文世界的资讯与论述框架，他们对于欧美社会的思维模式自然较为熟悉，打起交道也游刃有馀。然而，中文能力的缺失，却可能使他们较难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角度理解一些议题，最终在外交决策中作出误判。
比如说，倘若黄循财熟读中文与历史，充分理解中国人的“百年屈辱”，明白何谓“以德报怨，何以报德”的道理，或许就不会在去年彭博社论坛中，发表不当言论。
眼下《阿嬷》现象带动新加坡人对方言政策的反思，许多人开始意识到方言所承载的传统价值观。
方言如此，浩瀚无垠的正规中文，里头所涵盖的文化与民族思想的核心价值，岂非更是重中之重？
新加坡或许没有打压各族文化的意图，但重英轻中的语言政策，却日复一日的把中文推向边缘。如今，方言在新加坡已濒临死亡，中文还能撑多久，谁也说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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