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土著的特殊地位（special position，马来文是kedudukan istimewa）在1957年独立前就已在国内达成纳入联邦宪法的共识，即宪法153条文，大意是马来人或者土著，在教育、就业、大学名额、商业执照等方面有特殊待遇，只有国家元首有权诠释这些待遇，及定义哪些群体可以享有这些待遇。
在这个国家，马来人/土著特殊地位的讨论从未停止过，此议题也是族群对立的焦点之一，但是，马来西亚人在讨论153条文时却往往忽略过一个至关重要问题：为什么马来人/土著需要得到特殊待遇？需要得到国家的特别保护？
追根究底，“马来人需要被保护”是英国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病根（尽管不代表我反对马来人应得到该有社会福利）。据东南亚研究学者、前马来亚大学教授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在《帝国炼金术》（Imperial Alchemy）所提到的，这是英国殖民马来亚采取保护国手段所衍生出来的问题。
马来半岛原本由多个苏丹和地方土酋势力控制，英国进军马来半岛时，晓得这些势力互不隶属，各自划地为王，就连像中国周天子、欧洲神圣罗马帝国、鄂图曼土耳其苏丹之类象征性凝聚的机制也没有，于是英国以保护国之名，协助个别统治制度化，包括土地管理和军事保护，还有出动武力帮助镇压不听话的酋长和华人秘密社团，除此之外，英国定期提供献金给这些苏丹和土酋，以换取英国当局取得马来半岛的天然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马来社会被形塑成“需要被保护”的概念。事实上，在英国人来临之前，马来社会就已经存在“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文化认知，而来自于早期印度婆罗门教的阶级观念，后来结合伊斯兰效忠苏丹跟穆斯林团结的概念（因为统治者最早接触伊斯兰教，掌握诠释教义的权威，因而可兰经当中强调的平等观被有意淡化甚至抹去），涂上宗教色彩的正当性。后来，英国殖民者的介入则把政治正当性带入马来社会。
在英国的“保护”之下，比起以往，马来半岛苏丹们的权力得到巩固，对臣民更有号召力。马来王室和权贵在英国的殖民体制下，获得接受基本教育，和参与底层政治的机会，经济生活得到保证，久而久之，让他们感受到英国提供的殖民体制是有效，而且是进步的范式。
后来，中国移民不断增加，尤其是英国让华人在商业发展和资源开发扮演实质角色，马来社会感受到不安，于是马来人需要得到英国人更多的保护，以确保华人的存在不会威胁英国提供马来社会享有的待遇。
马来社会的这种观念，一直维持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即便1946年马来社会发动罢工抗议英国开放更多华人取得公民权，除了左派有得到印尼反殖民意识的渲染，马来社会依然认同英国为保护者，说直接一点，1946年的反马来亚联邦运动，是马来社会想要告诉英国当局“马来人需要保护”，因为他们认为保护带来发展，建设和进步，并没有脱离殖民统治、独立建国的想法（讽刺地是，至今仍被列为恐怖组织的马来亚共产党却标榜独立建国为目标），这个论点早在威廉·罗夫（William Roff）《马来民主主义的缘起》（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以及苏菲安奥马（Ariffin Omar）《马来民族》（Bangsa Melayu）两大著述中就有详述。
零和格局
“马来人/土著需要被保护”显然是英国灌输给马来社会的思维，后来得到政党和政治人物的“发扬光大”，将之实践为法律与政策，嵌入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让政治菁英从中谋利，成为马来政经权贵支配国家利益的正当性来源。长期下来，政党和政治领袖的恶意炒作之下，形成“马来人退一小步=向非马来人投降”或“华人让一小步=向马来人缴械”的零和格局。
时至今日，马来西亚独立建国超过一甲子，隔壁的印尼越南早已脱离后殖民的束缚，而我们还是摆脱不了后殖民的阴魂，理由之一是我们在讨论马来人/土著特殊待遇时，仅仅专注争辩153条文或优惠马来人/土著的措施，没有很完整地把这个问题解构为一种挣脱殖民病根、实现转型正义的长期抗争。
转型正义没有对也没有错，马来西亚固然是个多元族群宗教的国度，马来人面临的担忧与不安，又或者是华人/非马来社会对体制感到的不满，都不应成为任何一方的利益凌驾“非我族类”之上，我们反而要互相对话，从彼此沟通之中建立谅解，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携手走出历史创伤，共同努力推动长时间的转型正义。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