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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有新宏愿，是政权出现交替后的常态。大马自然也不例外。2022年上任后，团结政府也有其待实现的宏愿以做为努力的目标和驱动力。
大而化之地说，团结政府的宏愿是要在2030年把大马打造成全球第30大经济体；全球竞争力名列全球第12名；劳动阶层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45％；人类指数全球排前25名；廉洁指数也名列全球前25名等。
应该说，这是个值得实现的政策目标；只是能否实现只能由时间来证明。
从实践的角度看，经济领域而言，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得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
从经济发展与增长的角度言，基本上会出现几个不同的阶段，即从投入大量人力与资源来驱动量的增长；只是这种粗放型增长会出现报酬递减的趋势，即投入越多人力与资源，其额外增加的回酬会日益减少，以致不划算。到了这个阶段，就得转换方式，追求质的增长，而非单纯量的增长。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历程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关口。
基本上可以说，量变是质变的基础，也只有发展到一定量的阶段时，才可能在这基础上，追求质变。而质变则涉及了更复杂的增长要素。初期阶段，一国存在大量剩馀人力与资源，其价格也较低价，可以利用大量人力与资源来推动增长，可发展到一定高度后，人力与地价、电力等要素价格也会上涨，如果不转型，便只能卡在低层次的均衡陷阱中，如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要有突破，即从密集投入型增长方式转向技术与创新增长方式。问题是，技术与创新从哪里来？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便是引进，如付费买技术。至于创新则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投入大量资源于创新会否带来有效成果，以美国为例，拜登当政时，曾出台600亿美元的科学与晶片法案，可特朗普则认为这是浪费性补贴，可能会取消这个庞大的补贴。
对缺乏资金的发展中国家言，厚重的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硬创新风险太高；只能在投入少的软创新中求突破，如改变组织或作业方式或改进即有的技术或其组合。毕竟，组合也是一重创新。
不论是何类技术引进或创新，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提高人力资本，改进劳动力的素质；这就得从教育与培训做起。只有劳动力，人力资源有了实用的知识与技能，才可能创造出更高增值的产业与就业机会，也只有创造出更有高增值的产业与就业机会，才有可能实质地提高一国的经济总量、人类发展指数、人均收入等。
从时机上言，在1960-70年代要实现这个目标是较易的；只是进入1990年代后，这个挑战就变得严峻；因为1990年代后，又更多国家如印度、越南、东欧诸国均认识到招商引资与加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这就加剧了国际竞争，使得转换增长方式变得更难。这既有外因也有内因。
从外因角度看，落后国要加速增长大多得靠外力外资，而不容易单靠内资内力；可外资是游牧民族，哪里水草更丰富，成本优势更低，他们便会转移到新地方，而不会久留一处。与此同时，当代世界还存在著许多低收入与中低收入国，这就使得中高收入国如大马难留住外资。
1980-90年代，大马出现年均约9％的增长，主力便是来自外资，投资与出口。外资转走后，投资与出口便失去动力，而不得不转向依靠内部消费来驱动增长。进入21世纪后，大马便是主要靠内需来驱动增长，可长期靠内需却提高了家庭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占比，从而削弱了内需驱动增长的动力。
与此同时，由于市场规模不大，也阻碍了创新与技术引进。毕竟，技术引进与创新需要有一定的市场规模支持才划算，否则效率是提高了，可由于市场规模不够大，反而不划算。这是一个经济效率对成本投入的矛盾。
反观中国经济规模大有助于推动创新与技术引进，从而加速产业升级换代，如电动车与手机。理论上，大马也有意要经由技术引进与创新来改变增长方式与创造更多高增值的就业机会，培养产业集群与国内的产业间前向或后向联系，用国产产品替代进口产品（进口替代）与使经更为多元与复杂，可实际上效果有限，特别是当发达国也要国内企业把根留住或强制外流高增值产业回流本国时。
这种条件下，大马要如台韩一样产业升级就困难得多，因为良机已失。当时，每个国家都想搞产业升值，谁会突围充满变数。
尽管如此，做为中高收入国，大马也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地力争上游，做能力所及的事。于此，政府除了推动转型计划外更需人民在观念上的改变与配合，如多注重实用知识与技能的教育与培训。
说到底，人力资本是最根本的，只要人民普遍具有实用的知识与技能，人便不愁没有出路；毕竟，全球范围内均缺乏人才，特别是高龄少子化的发达国，人民若短期内不能在本国找到出路也可勇敢到国外谋生发展做个高增值的外劳，而不是缺乏实用知识与技能的廉价外劳。移动即命运，有技能肯闯敢冲是不怕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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