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是个充满悖论的世界，如许多发达国，甚至中高收入国如大马，均面对著有过多人口过人手，即吃得多劳动得少的过重人口；可他方面又有许多人活在饥饿中，特别是非洲地区。这是个耐人深思的现象。
联合国曾提出一个千禧年目标，希望能尽早实现：消灭极端贫穷与饥饿；实现普世基础教育；实现性别平等与赋权女性；减少婴儿死亡率；改善产妇健康；减少爱滋病；保障环境可持续性与促进全球发展等。
只是，虽然已过了20多年，这些目标依然难以达标。就贫穷而论，这类研究也多得很，不少专家、学者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处方；只是讽刺的是，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连发达国家如美国与日本也出现贫困普遍化现象。
对于贫穷及贫困化现象，可从多个层次来解读。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一种理论认为，北富南穷是个结构性问题，是北方发达国刻意致成的现象。这种论理通称为世界体制论（World
systems theory）或中心边缘论（Center periphery theory) ，即发达国为自保要把向上爬的楼梯踢走。美国对中国采取赤裸裸的技术封锁便是一个实例。
这种零和博奕论认为，若太多发展中国家成功升级进入发达国行列，便会加剧中高端产业的竞争，从而损及了发达国的利益。有论者还认为发达国对发展国家的外来援助是一种有条件的死亡援助，这其实不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是何以北富南穷现象难以消失的结构性原因。
就一国内部而言，其实也有著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失衡现象，如印度的北穷南富或越南的北穷南富，即南部的发展速度高于北部。在大马，西马的发展也远高于东马，进而言之，西马半岛也有北穷南富的现象，即中南马各州的发展程度高于北部；有趣的是，相对贫穷的北部，其生育率反而高于相对富裕的南部。在全球范围内，也有穷国生育率高于富国的现象。
为何一国之内不同地区或不同族群与教群间会出现贫富差距，是个富有争议的课题。在大马官方对外的解释是，这是殖民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结果。
就发达国家而言，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贫穷与经济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一般认为发达国经济不平等剧化与贫困普遍化的主因在于全球化、技术进步以及新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综合作用致成。因为新自由主义偏重市场的作用与贬低国家的作用，其结果便是收入与财富过于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如苹果、亚马逊、微软等科技巨头的老板。
在印度这个现象也很严重，如亚洲十大富豪中，有5人便是印度人，其中前3名也是印度超级富豪；在亚洲，富豪的炫富行为也引起了普遍仇富，甚至仇官心理。
就贫困本身而言，不少论者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根本原因就是贫穷本身，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或者是个陷阱。要如何摆脱这个恶性循环则各有各说。
通常，专家学者会把贫穷归之于公共政策，认为公共政策易被富人骑劫，形成所谓的不劳而获的寻租现象；因此，本质而言，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需要用政治手段来政治解决贫困问题。右派经济学者则多认为，这是由于政府过度干预市场，使市场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其结果便是整体经济滞后或停顿，无法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与收入。
思维价值观
也有论者从文化的角度切入认为，穷人之所走不出穷困主因在于其思维价值观与心理有问题。伸言之，这是个个人因素问题，如新加坡人便普遍认为贫困问题主因在于个人心态。在严重缺工的新加坡，只要肯干是没有理由找不到固定收入的工作。有了固定工作，便有固定收入，有了固定收入便有医疗保障与养老金保障等。因此，重点是要有一份固定收入工作。这是脱贫的有效方法。
就低收入而言，一个出路便是要对自己投资，如学一门手艺。有了手艺便较有可能提高收入；其次是要懂得移动，不要安于一地，即应移动到高收入地方工作，甚至是出国打工。易言之，移动即命运。
有道是爱拼才会赢，安于现状或贪图安逸便难以改变现状。若难于投资于自己，就应投资于下一代，如华族爱说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这里涉及了一个先苦后甜的投资于未来的选择。
同理，从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来谈，扶贫的最有效与可持续方法便是，让低收入者与其子女获取知识与实用技能。只要肯学习，有了实用知识与技能便容易脱贫。
此外，对贫穷也应区别所谓绝对贫穷（即赤贫）与相对贫穷。国家能做的应是消灭绝对贫穷。对于相对贫穷，则难彻底消灭。毕竟人比人气死人，而且人欲无穷。国家只能解决基本需要，而不是无止境的欲望。
从可行与可持续的角度看，走出贫穷必须自助人助，双管齐下。不论是国家、族群或个人均是如此。毕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人性或多或少均有贪图便宜的心理。只给于实物的鱼，只能缓和问题于一时，只有授人以渔（技能）才是长久之道。这就要求被助者得有学习精神与先苦后甜的价值观；当然，公共援助也是必要的；只是其应该有时限而不是没完没了。说到底，人民必须有贡献才可能实现利人利己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