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作为传统华人的思想性权威，或可从西汉独尊儒术的时代开始。虽说比较与其他文明的情况，所谓“独尊”实际上还挺温和的，并不决绝地排除掉其他非儒教元素，而只是把它们降级到非主流或非官方的边沿、在野位置而已。之所以，不仅道教、民间信仰，连外来的佛教也可以在中华文明的多元系统中找到一定的空间和角色。
另外，基于倾向多元、融合、实用的文化基因及格局，所谓儒教，实际上一直对非儒教元素有所借鉴、吸收或挪用，包括先秦以来的各家子学，以及后来的佛、道等教。乃至，意识形态及制度上作为儒教最高“主教”的中国皇帝，私下偏好或同情道教、佛教、民间宗教，乃至伊斯兰教等，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换言之，古代制度上虽尊奉儒教，但个人却享有相当的宗教自由。
惟不管怎样，儒教作为主流思想对传统华人的影响至深至广，至少从宏观的制度面和生活面来论，应是毫无疑问的。虽儒教严格上非现代西方概念中意义相对狭隘的“宗教”，但其中含宗教元素，包括如对超自然力量、人性和美好愿景的信念及信仰，也是难以否认和漠视的。儒教的不少礼仪，本就起源于宗教，虽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经历“理性化”，但仍带有相当的宗教底蕴。
但是，自19世纪末以来，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众所周知，儒教的权威地位可谓节节败退，以至于许多新生代华人已对其非常陌生。即便从长辈那里或还继承了一些观念和价值，如敬老、孝顺、报恩、忠诚、守信、仁爱、正义、平等、勤俭、自强之类，但却未必晓得其乃与儒教相关。加上因信仰其他宗教的关系，部份人更以为自己骨子里的东西乃全属他教的影响，而非源自儒教。
诚如某些学者指出的，儒教毕竟是与各种传统制度紧密共生的（尤其宗族、家庭、经学、官僚等制度），当现代性冲垮了这些制度之后，就如抽掉了儒教的根基，导致其无法维系其权威框架和功能，乃至还被套上各种致使中国和华人社会保守、落后、蒙昧甚至野蛮的罪名，沦为反传统主义潮流下（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续文化大革命），首个挨打受骂的对象。
儒教与现代化
不过吊诡的是：近些年来，随著现代化渐入佳境，解决或淡化了一些时代剧变中往往会狂生妄长的复杂、尖锐、浮躁的政治、社会、文化等紧张与矛盾，似乎开始有人经沉淀而慢慢认识到传统文化，包括儒教的价值和意义。虽传统制度已难以复活，但现代制度却也未必不能跟儒教进行创意结合，提供其某种发挥和发展的新根基。
无可否认，制度性的儒教确实已是残垣败瓦，但并不表示思想上、文化上的儒教也跟著奄奄一息，毕竟整个东亚的现代化其实也不过是近百多年内的事，虽其冲击甚大，带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但儒教的韧性是否也不能被低估？毕竟古代儒教也不是没经历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的空前“乱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