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大马统计局发表的《2023年大马人口统计》，大马的总生育率，即每名15-49岁女性所生孩子数，已从2022年的1.7人下跌到1.6人（约20万人）。
从人口角度看，一国人口若要维持稳定，每名女性应至少生2.1人，即夫妇两人外，如一名可能中途夭折的孩子，才可能维持人口替代水平；否则，人口便会递减如日本。2022年台湾、韩国与中国也出现了日本式的死亡人口多过生育人口的水平，也就是人口在减少中。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传统的前现代社会的人口趋势是高生育与高死亡并行，发展中国家是高生低死，而发达国则是低生低死，即生育率与死亡率皆下跌，其后果便是高龄少子化，即老人增多新儿减少，长期来看，这样的社会将走向自我灭亡。因此，许多国家均出台鼓励生育的措施，如发放生育奖金。许多发达国均如此做；只是效果并不显著，这是个涉及多种因素的现象。
就大马而言，在1957年时，总生育率高达6.7人；1980年跌至4.0人；2000年继续下跌到3.0人；而2023年则进一步跌至1.6人
值得注意的是，1.6人是平均数，若从不同族群的角度看，则颇有差异。即土著依然可保住2.1，而华族则跌至0.8人。如马来族中，登嘉楼、吉兰丹与彭亨依然可个别达到2.9人、2.7及2.1人。因此平均来说，土著与马来族依然可保住人口替代水平，而华族则步步下跌。
历史地看，在1950-60年代华族的生育率是各族中最高的；只是，之后则逐渐少于他族。这就使到虽然到目前为止，华族总人数依然有所增加，可在总人口的占比则节节下跌。大体上是每十年跌2％，如1957年占37.1％；1970年占35.5％；1980年占32.1％；1991年占28.2％；2000年占26％；2010年占24％；2020年则进一步下跌到23.2％。
实则，在1947年之前，也就是新加坡未从马来亚切割成为英国皇家殖民地之前，华族的占比甚至高于马来族，如在1941年，华族占43％比马来族的41％还高。
为何华族生育率会日愈低于土著？原因当然是多重的，即有普遍因素，也有特别国情造成的因素，使得华族生育率比许多发达国还低。
从普遍因素来看，华族城镇化程度在各族中最高，高达九成多，远高于平均的75％。居住在城镇特别是大都市的居民，一般来说都是会选择迟婚迟育，优生优育，婚而不育或乾脆不婚不育。此点，可从单身人口日多中一窥究竟。居住在城镇虽然收入会比乡区高，可城镇生活费与压力也同比例地高，特别是房价。城市居不易，各种各样的开支也较乡区高与多，如交通费、教育费等。
这也是何以虽然华族整体收入水平是各族中最高的，如根据统计局资料，在2022年，华族家庭的月均收入是1万0656令吉，印裔是8950令吉，而土著则是7599令吉。按理说，华裔应更有能力多生多育，可却偏偏是少生少育。表面观之，这是一种悖论。此处也应指出所谓家庭月均收入，就如一国的人均收入一样是一个把最富有与最贫困人口平均起来计算的平均数，并不能具体的反映个别家庭的实况。
与此同时，公积金制度也减少了养儿防老的概念。越来越多人觉得老后靠子女不可靠。靠子女不如靠自己的储蓄，如买房养老。不过，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变化。
整体上言，大马华族在价值观上比他族更“先进”也更“开放”。女性也普遍受过中等教育，更多女性选择进入职场，这或多或少自然会影响到生育率。思想“进步”的女性更注重自我与更广阔的人生选择，也更不愿牺牲小我，特别是在经济上独立时。这是人性使然，也是发达国生育率普遍下跌的主因之一。当然，男性的价值观也是随著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在大马，族群因素也是个需要考虑的特殊国情。华族与印裔一般上认为政府政策偏向土著忽略非土著，逼使非土著得靠自己自生自灭。如在高等教育或民族母语教育上，华印裔得付出更多。这当然也加重了华印裔的生活压力。
从两性对比的角度看，在1911年，每1000名华族男性只有200名女性，到了1947年，则是800多名女性对1000男性。之后的发展则是大致上两性平衡。因此，婚与不婚，与性别人数不对称无关，而主要是个价值观变化的结果。
总的来说，现代人是比传统人更注重个人权利与享受，而较不重视义务与牺牲。这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则见仁见智，只能说世异则事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