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党梳邦国会议员黄基全在5月底在一场公共论坛中提到，马来西亚国会跨党派全体（APPGM）正努力倡议《政治献金法》。当中涵盖公费选举以及其他相关规范，有望在年底提呈国会。
政治献金在马来西亚还不算是引起公众关注的议题，可是，跟政治献金相关的事件却经常在政坛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波及政治菁英的命运，影响政治局势发展。纳吉的1MDB丑闻、阿末扎希的健威基金风波、慕尤丁的选择性招标案（Jana Wibawa）等等官场舞弊都跟政治献金息息相关。
在国会提呈《政治献金法》前，朝野国会议员应该秉持集体负责的态度去看待，政治献金纳管是让政党和政治菁英得到更大保障，可以降低国内贪腐丑闻发生频率，并不是图利执政党而已。
根据跨国智库IDEAS的资料（如表1），马来西亚是全东南亚当中管控政治献金最弱的国家。目前法规并没有明定禁止政党和候选人收取外国资金，等于是开放门户供外国势力和跨国财团介入马来西亚的政治运作，严重危害我国选后的政策制定，使政治菁英与民意渐行渐远。举例来说，有一个跨国大企业因为看中马来西亚人力成本低廉的市场优势，想要打通这里的政治门路，透过捐赠大笔资金给多个政党，多方押注，选举结束之后，不管哪个政党组织政府，他们都不会积极提高国人期待已久的最低薪资，在野党也不愿为低薪族群喊声，因为朝野政党都收了跨国大金主的资金，必须为金主效命。
除此之外，《1954年选举犯罪法》未曾触及政党和候选人的政治献金上限，惟强制所有候选人控制竞选经费（国会RM20万，州议会RM10万）并于选后向选委会申报。然而，这反而会造成几种情况：（一）候选人不实申报；（二）政党、财团或地方有力人士包办候选人的竞选经费；（三）候选人以选举致富。
第一种情况是最常见的，跟世界其他国家很类似，譬如英国、泰国、菲律宾、台湾等，我们不清楚政党和候选人在选举期间跟什么人争取赞助打选战，所谓的选举经费上限纯粹是门面功夫，完全在考验候选人的诚实程度。就笔者在台湾从事研究的经验，候选人将“好看”的竞选经费报告给监察院是正常不过的事，其的目的主要是避免成为竞争对手的攻击题材，政党和候选人的口袋有多深大家无从得知，笔者敢大胆笃定，马来西亚的国、州候选人同样会刻意隐藏支出，拒绝向选委会如实申报，想尽办法浑水摸鱼。
只限制候选人竞选经费的另一个问题是，迫使候选人积极寻求政党、财团或地方势力的支援，或者交由他们负责金额比较高的开销项目，如大型造势活动、办桌宴会、竞选办公室租金、宣传车、看板租借费、网络广告费等，从而压缩候选人的主体性，他们变得更屈从于出资一方的旨意。另外，因为没有针对资金源头进行控管，不排除有些候选人在选举期间大肆募款，借机倒赚一笔，出现选举致富的乱象。
企业捐赠政治献金来向备受争议，即便在欧美民主国家也无正解，企业始终左右政治菁英的动向。以德国为例，宝马、戴姆勒、奥迪大型汽车公司向国会主要政党提供政治献金，无论左派或右派执政，政府都不会限制排碳相关的措施，遂捍卫汽车工业成为“超越光谱”的政治共识。如果政党的政治献金不受限的话，情势更是雪上加霜，像是去年底在日本爆发的政党小金库风波，自民党利用餐会餐券的方式，向企业大量兜从中售赚取回扣，然后将收到的款项充作党内派系运作的金库，其可怕之处在于，一个政党的主流派系，乃至于整自民党都被财团用餐券给给直接买下。在《政治献金法》完全不存在的马来西亚，根本想象不出各个政党的金库到底有多深。
可想而知，若没有一套能够同时涵盖捐赠对象，受捐赠者，法定专户、捐赠上限、选举经费上限、申报机制、资讯揭露等等的政治献金法，无法实质解决的贪腐问题，要想避免政党向外讨钱是另一个可以强化政治献金的管控，亦即公费选举——使用纳税人的钱资助政党。黄基全也透露，跨党派委员会放眼设立每年预算1.3亿的政党补助款，不过，《政治献金法》和公费选举务必维持相互补的关系才能达到效益最大化。
以比利时为例，该国仅允许个人名义捐款，全面禁止企业政治献金，个人每年捐款给单一政党总额不得超过500欧元（约2500令吉），总额不得超过2000欧元（约1万79令吉），与此同时，比利时也严格限制政党和候选人的竞选支出。但是，该国每年提供政党约RM63万的补助款，以及每张选票1.25欧元（约6.3令吉）的选后拨款，比利时的制度设计旨在鼓励政党和候选人依赖公共补助，塑造节省、克制和环保的选举氛围，而鼓吹政治菁英不是伸手向企业和民间讨钱，互相比拼谁家党库比较充实的选举。
马来西亚人对政治献金普遍严重缺乏敏感性，成为外力介选、政治黑金、官商勾结的自由天堂，尤其我国属于选举高度竞争的国家，没有相应条规约束参选者的资金收支显然很不合理。在此情况之下，国家、政党、政治菁英和民众都是输家：国家因为各种弊案连环爆而颜面尽失；政党和政治菁英蜕化为敛财的共犯集团；藉著政治献金给对手扣上贪污罪名成为朝野轮替的常态；普罗老百姓的声音始终被大金主所阻断。唯一的大赢家是掌握金流的财团与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