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中国历史的人均会发现南宋特别注重海外贸易，显示与一般其他皇朝不鼓励甚至采取海禁政策有巨大差异。这是为何呢？究其原因，我们得理解偏安东南一角的南宋的经济环境难题，是不得已而为之。
自西元11世纪宋朝被金人打败，失去北方领土特别是当时经济中心的华北大平原之后，被迫迁都临安（杭州）建立南宋朝廷。为增加财政收入，南宋官方先改变传统重农抑商政策，把儒家思想认为从商是不义的行为，进而强调商业对社稷的重要性。
南宋实行“市易法”，允许民间经营更多商业活动而又发展海外贸易。对于海外贸易，南宋朝廷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对商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提供一定保障。措施包括设立海上交通巡检，监督并给予商人通关等程序，同时也借此征收赋税。
南宋推动海外贸易，很直接促进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有关的科技进步。基于海上航行需要， 南宋人改良木质造船技术。从原始罗盘针的基础上，南宋人研发了悬挂式罗盘并发明了“磁针航行”和航海图等航海工具，为大海航行提供更便捷和准确安全的工具。在朝廷的认可下，南宋文人和一些地主也开始参与一些商业活动，促进了当时海外的贸易发展。
此外，南宋为了确保海上商贸的长期利益，也加强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来往，旨在维护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南宋商贸带来了社会繁荣，同时海外贸易也鼓励周边国家人民，来到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并寻求商机。在整个南宋的100多年间，临安濒海的海港、广州、泉州等的港口是重要贸易中心，贸易对像是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南亚等地。 自然，海上贸易的技术进步，也促进了海洋资源的开发，海洋鱼业、采珠等为南宋带来了经济成长元素。
南宋后中国进入闭关自守
西元1276年南宋灭于蒙古铁骑，游牧民族的蒙古人并不热衷于海上贸易，南宋建立的海上贸易网络从此中断。继承短暂蒙古元朝大统的是朱元璋，1368年建立明朝。朱元璋随著又恢复了儒家重农抑商正统，也下了“片板不得下海”诏令，严禁百姓出海经商，只允许某些官营企业经营有限的海上贸易。
从此中国又进入了闭关自守时代，满清灭明之后也基本追随明朝海禁政策，一直到1842年清朝鸦片战争失败，被逼迫开放海禁才停止了闭关自守政策。明清两朝的封闭就这样延续了470多年，而这段时期正是西方列强的航海大发现、殖民扩张和开展初期全球化贸易的大时代。同时，这也是由一个开始以商业和制造业创造财富为基础，并取得政治话语权的资产阶级的新时代。
封建皇权抗拒海外贸易因素
自秦统一华夏，即废除了周朝的封建制，实行皇权极为集中于中央的郡县制。基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四周的环境，它本来就富有自我封闭的条件。中国东部和南疆濒临大海，北边是乾燥蒙古高原和常年冰冻的西伯利亚，西边是戈壁大沙漠和一望无际的人烟稀少荒漠，而西南为世界屋脊的西藏和云贵等多山地带。自古以来，与外界贸易来往本就极为艰辛困难。由于周边国家经济普遍相对落后，生产力相对先进的中国中土与外界的贸易需求也不大。
封建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生产、自供自足为主，剩馀销售的市场交换额小，外贸需求也就小,又因自认为是一个文明中心，视与其他文明世界的隔绝为正常，对外邦来 朝贡甚为重视，但建立商贸和外交联系并不积极。
基于此，明清两代的外贸政策就具有闭关性与排外性。 但更严重的是，明清两代采取的闭关政策，一方面限制中国人出海贸易和输出多种货物，以及严厉限制外国人来华做生意。 另一方面，明清朝廷也防范限制中国人向外移民，使得海外华侨既得不到祖国的庇护，还在神州大地的种种危难中，从华侨手中获取大量物资支援。
在此我们得回溯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的大宝船，朝廷可以倾全国之力建造巨型舰队，但却不允许民间商人建造大商船从事贸易活动，由此可见封建皇朝心之险恶，对商人防范之心尤为严重，深恐出现富可敌国的商业帝国，与朝廷对抗。反之，16世纪后走进海洋文化的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为了促进本国造船业的发展，对大吨位造船商还施予补贴，形成中国与西欧两个鲜明对比的政策。
明清封建统治者对来自西方含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基本上采取的是抗拒态度。尤有甚者，也视西洋工业品为“奇技淫巧”之制作而加于排斥。这种妄自尊大心理，给予天朝官僚和百姓一种虚构的、感觉良好的优越感，是否出于想利用透过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便利封建专制统治，我们不得而知。
但就贸易经济而言，朝廷能舍弃外贸来往给予的税收，而只选择靠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下的土地剥削和官方垄断经营权的一些行业取得税收，所得显然是难以支付朝廷所有财政支出的。自然，我们也基本上看不到明清时期，朝廷除了因饥荒或闹洪水被迫出资赈灾之外，其他利民的基础设施和推广教育之类的事，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封建中国不像邦国林立的欧洲，它闭关自守有它客观物质的生存条件，经济上不需依赖海外市场，也没有生存中充满著像西欧各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竞争。华夏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基本上也出于周边国家的游牧或较小的相对落后经济体，因贸易交换量不大，也就严重缺乏海权和海上贸易观念。
长期以来，华夏政权最感威胁的势力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及国内农民因饥荒或压迫的反抗行为。因此，海禁本国子民就当成海防策略、透过闭关以自我保护，天子把捍卫一姓皇权视为首要“忠孝”列祖列宗的任务。
近年来有不少中国学者为明清的闭关自守辩护，说朝廷限制外商活动范围是为了防止他们的“潜在海盗”行为，同时也是基于给予外商保护。也有的学者列举闭关实质上不存在，因为中外贸易还是源源不断在进行等等。确实，历朝历代，地方官员对“天高皇帝远”的旨令均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说，不同皇帝及其掌管外事官员的执行力度和观点也有强弱之分。地方官员灵活运用朝廷法令或视朝廷态度作出适当反应，均属常态，这都给官员和商人共享利益的机会。
宏观的说，闭关自守总体摧残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以致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包括日本）欺侮、侮辱和压迫下，从专制落后的清皇朝风雨飘摇中，并没有走进君主立宪或灭亡后进入一个相对民主的社会，而是另一个相对专制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