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搞中国研究者，大多聚焦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较少关注心灵领域如宗教信仰。只是，自1978年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许多方面均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宗教的复兴与传授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唯物主义观，科学无神论观，已不足以满足广大民众的心灵需要，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历经快速转型时期，如1950-60年代，日本便出现了许多新兴宗教。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如出现法轮功便是一例。
根据新华社的资料，在2019年中国已有2亿多的佛教徒与约1亿的基督教徒，其中天主教徒有5200多万人，而基督新教也有3700多万；其他曾被打压的传统民间宗教也纷纷复兴。就佛教的“振兴”而言，还不那么令人感到意外。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基督教的传播势不可挡，甚至闹出地方政府要拆过度显眼的宗教物，如挂大十字架，而引起所谓的群体性事件。
在香港的“反送中”事件中，基督教徒也起了关键作用。显见，宗教已成了中国当局不得不特别关注的课题。有一种看法认为，当然中国当局似乎比较亲佛教，不但让来自台湾的新兴人间佛教如慈济功德会在中国合法活动，也允许佛光山的星云法师到中国公开宣教。
从形式上言，中国是承认一些世界性正统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道教等；只是，中国对这些宗教也有基本要求，如要求宗教人士要有一定的宗教水平，符合民众的道德要求；政治上靠得住，以及在关键时能起作用。这些基本要求，其实也是中国历代政权对宗教的态度与要求。
伸言之，宗教做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应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与安宁，而不是扰乱社会秩序与安宁，否则就要加以对付。这是一种明显的功利主义宗教观，可以说是中国的传统宗教管制观。
在当前的中国，还进一步要求宗教人士如神职人员要有正确祖国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民族观等。这就是宗教也要有助于巩固人民的爱国思想，这跟中国的互联网主权观是一致的。
自1978年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在不少方面已较前更多元开放，可却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任何思想与活动不能危及中国的安全与统一，更逞论危及共产党的政权。这就使得中国在思想包括宗教方面的多元与开放是有条件而不是无条件的。简单来说，便是放松而不放纵。即利用也加以限制，突显出维稳第一的心态。
说起这种放宽而不放任的政策，也不限于中国；许多在政治上部份自由的国家（这类国家全球占多数），如印度与印尼亦如此，而大马则更是严厉。
说到底，人并不是纯理性的生灵，外加上人世间充满不确定性（人世无常），人生于世总会面对这样那样的各类挑战与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科学与理性能够完全处理好或可解决的，更何况人类也有归属的需求，希望能在一些群体中得到心理归属或是满足社交需求，甚至经由人际关系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因此，宗教总会有其市场，而不是简单的科学无神论或唯物主义就能把宗教清理掉。
以俄罗斯为例，尽管搞了几十年的科学无神论宣传，可最终宗教也强势回归。超级总统普京还与东正教走得很近，比较而言，中国的领导层至少在表面上还与宗教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可能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有关。毕竟，传统上中国的士大夫对“怪力、乱神”的东西，是保持一定的“敬而远之”的态度。
当然，这是就政治精英而言，一般民众则多是满天神佛的多神教徒，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之处，约而言之，只要不扰乱社会秩序，中国当局对正派宗教是消极放松的态度。在这种大环境下，宗教若要进一步发展就或多或少得在宗教教义、礼仪、教规、行为规范，甚至是经典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中国化。
约言之，爱教与爱国是一体的，不可为了爱教而损及爱国心。说到底，就是在中国的宗教要有中国主体性与独立性，而不宜受到境外势力的操控。
当前的中国爱谈中国特色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现代化等，在宗教领域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