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东南亚首先令人联想到的是多样性；不仅在宗教、语文、民族等方面呈现多样性，在政治体制上也是多元多样。
从民主对专制的二元分化角度来看，越南、寮国是走社会主义专制路线；柬埔寨则是一个走资本主义专制路线，甚至要建立子传父业的专制路线；缅甸虽在2015年重启选举民主，可民选政府又被军人推翻，成了军人专政国。这让人联想到近年来军人政变不断的非洲，同样有军人改变传统的泰国，虽然重启选举可论议位最多的前进党党首，竟然当不了首相，反而议会推选出一个保守派人物当首相。
汶莱则是个走传统君主制的国家，菲律宾是东南亚最早实践选举民主的国家，可其民主素质不高，可以说基本上是个少数世家豪族寡占政权的传统式政体。
从性质上言，菲律宾、大马、印尼均有较浓厚的酬庸恩庇传统，也就是注重人情交往的政治；新加坡则一般被视为是个有韧性的柔性威权主义国。也可以说是民主与威权兼具的混合政体。这个政体的掌权精英多认为纪律比无节制的自由民主更重要，也据此取得了令人侧目的经济成就。
新加坡能取得令人侧目成就主因，当然是多重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其政治领导精英有较高的忧患意识，特别著重生存发展，也据此对政治精英不但“严以律已”也“严以待民”，以致有人认为新国是个“罚治国”。
与此相反，大马则显得比较安逸；毕竟，大马是个得天独厚的幸运国，不仅地面有棕油，海里也有石油，不必像新国那么担心“新加坡能否生存”的课题。据此而言，大马是幸运的，只是这会否成为“资源的诅咒”，则见仁见智。
从政治稳定的角度看，东南亚各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色；其中较突出的是缅甸是个族群关系处理得很糟的政治失调国，也因此搞得民不聊生，有大批年青人得到国外谋生，包括来大马。可以说，缅甸是个失败国。反之新加坡则是个吸纳人材来壮大自己的成功国。大马与印尼则是介于两者之间。
大马与泰国有一个共点是，从经济角度看，两国均是“北穷南富”的具有颇大南北差距的国家，越南亦然；只是在政治上其表现出来的特征则完全不同。在泰国，自1997-98年东亚金融货币危机以来，地区性阶级政治非常突出，特别是在塔辛21世纪执政以来，大搞再分配的亲贫政策如全民医疗、重组农民债务、微型贷款等，终而引发了中上阶层泰国人，特别是大曼谷地区的中上层阶级不满，造成了严重的“阶级对立”，终而引发了政变。
大马虽然也存在著北穷南富的南北差距，可却因宗教与族群因素而被冲淡。显见，阶级与族群间存在著彼此抵消的作用。在泰国有95％的人口信奉同一个南传佛教，也讲同一种泰语，故族群因素难以抵消阶级因素；大马则是阶层因素被族群因素冲淡，突显不出来。
经济才是关键
尽管如此，整体上言，经济民主依然是大马政治经济的最重要决定因素。经济民主搞得好，政权也会更稳；否则便是动荡。1997-98年金融货币危机以来，大马政权便逐渐动摇以致最终出现改朝换代；只是，若经济不能升级换代，新政权也可能发生动摇。说到底能否搞好经济民主是决定性因素。
耐人寻思的是，在印尼与菲律宾，族群与阶级都不是影响政权更替的决定因素。菲律宾政治是政党多变，政治偏重个人因素，情况类似沙巴；印尼则是选举制度走比例代表制，而且规定全国性政党必须在各区取得一定代表性才能进人全国大选。
印尼这种制度使得政党林立，如在1955年初次大选便出现了50多个政党。1999年新大选，也出现48个政党，只是真正能成为全国性政党的并不多。由于规定必须在不同族群与宗教、语文的地区取得一定的代表性，这就逼使大党不能过于极端；否则便无法成为全国性的广包型政党。这样的制度安排与规定，或多或少会削弱族群与阶级因素。因此，大马泰国若要减少族群或阶级紧张，可参考印尼的做法。
当然，凡事均有多面性或至少两面性，印尼比例代表制也致成了政党的碎片化，甚至强化了个人因素与削弱了政党因素及资源被主要大党占据的局面。政党碎片的结果，便是盛行政党联盟执政的大联合政府，即团结政府。
说起来，大马团结政府这个概念也受印尼影响。在大马华族较关注两岸政治，可马来族则较关注印尼政治活动，也较受印尼影响，如烈火莫熄这个用语与概念便是来自印尼。
此外，大马与印尼有一个共同点是，现阶段的大马，政权得掌控在马来族手中，而印尼则是政权掌控在爪哇族手中（占人口的四成）。在印尼宗教也起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