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大马统计局资料，2023年大马总人口为3340万，其中公民人口为约3040万人。公民人口中华族则占22.6％，低于2022年的22.8％及2020年的23.2％。
从人口分布的角度看（包括外籍人口），雪兰莪为约721万；柔佛410万；沙巴359万（其中近100万是无证件移民）；霹雳254万；砂拉越251万；吉打210万；吉兰丹180万；槟城177万；彭亨164万；森美兰122万；登嘉楼121万；马六甲103万，以及玻璃市约29万。
从百比分角度看，雪兰莪占了21.6％，柔佛占了12.3％及沙巴占10.8％。从人口密度看，吉隆坡人口密度最高，约每平方公里825人（2023年人口为约200万）；槟城为718人，而砂拉越与沙巴则个别是20人与48人，远低于全国平均的101人。这些数据反映出州的面积与人口占比不成比例。
如何解读这些差距？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本来就不一样，如政经学界便有所谓北富南穷的说法，也就是说全球富裕国家多集中于地球的北部而穷国则相对集中于南部。据此，也出现了中心──边陲论或世界体系论。
之所以，自有其历史地理与政治经济的因素，就一国国内情况言，也多出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非均衡发展现象。这固然有政策上的因素，如不少台湾人便认为政府一贯有重北轻南的政策，以致造成相对的北富南穷的现象，进而影响了选民的投票倾向。
从经济发展的理路来看，一国内部通常也会出现发展与增长集中于某些特定地区的趋势如泰国的大曼谷增长极（Growth pole），菲律宾大马尼拉增长极或印尼的大雅加达增长极，或韩国
首尔增长极。在大马，增长极则相对集中于雪隆与新山区一带，而且这个趋势有愈演愈烈的现象，如在2015年，雪州、吉隆坡与柔佛的总人口，个别是554万、154万与326万，可到了2023年竟剧增至721万、200万与410万；反之，砂拉越则是基本上不变，沙巴虽有大增长却与无证件移民相关。
其实不仅是砂州人口增幅慢，西马的多数州也是如此。易言之，马来半岛内部也有增长极与非增长极之分，吉打、彭亨、吉兰丹与登嘉楼人口便增长有限，甚至出现年轻人口大量流失的现象。雪隆人口剧增主要便是由于发展不足的州属年轻人口流失到雪隆与柔佛，这个趋势只会加剧而不会缓和。
之所以，主因在于经济发展理路就是人才、人口、信息、资金、知识、技术等，均会有集中化的趋势，以便发挥更大的规模效应。规模效应越大又会产生倍数作用，即自我培增的作用，如为何大马的轻快铁、捷运、高速公路、大企业的总部等都集中在雪隆？答案很简单，人口集中，人才集中便有利于发展基础设施，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与减少成本。反之，人口规模小形成不了规模效应，即便有了基础设施也可能因使用率低而致成高成本。
同理，人才集中好办事也更易发展各类产业，特别是高增值产业。这也是何以近年来政经学界流行谈城际竞争之根本原因。因为城市集中了各类相关人才、产业、资金与技术，如大学林立，而到大城市的大学或研究中心就学或学习的人才也更易就地就业，从而加剧了人才与资金的集中化趋势，而集中化又发挥了更大的规模效应，使增长极更一极集中。其后果当然就是牺牲了欠发达地区发展使欠发达地区更落后或停滞。据此，落后地区的人才，便自然会集中到容易找吃或有出路的地方去谋生发展或学习。
尽管，由于人口集中，地价与房价也会水涨船高，可毕竟由于出路更多，依然会吸引更多有进取心的年经人到增长极去。这是全球的普遍趋势，不是一国一地的孤立现象。即便政府有心搞均衡发展也是能力与成果有限，特别是人口不多的国家，更是如此。
以韩国为例，韩国最近还提出大首尔概念把更多地区包括入大首尔区以利规模效应。连已高度城市化的韩国均是如此，更何况是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与地区。除非一个落后地区特别的招商引资，自然条件或某类产业因其地理条件而成了某类产业的集群地，否则发展两极化的趋势是难以逆转的，即便因政治因素的干预也可能得不偿失或难以为继。一个常见的手法是迁都，把政府行政中心迁到某地以便促进该地发展；只是，其效应也是颇有限。毕竟政府行政中心不是整个工商业活动的中心，它能发挥的作用也是较用限的。以布城为例，其人口规模就不可能与吉隆坡同日而语。澳洲坎培拉也不可能与悉尼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