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界担忧或忌讳学术研究可能提出不太“合适”的看法和意见，自是有其可被理解之处，毕竟人难免都有既定观点、既有形象、既得利益等要尽可能去守护。而事实上不仅宗教界，政界、商界、文化界、教育界乃至学界本身又何尝不是呢？
在某些社会，尤其实行政治专制者，学界根本无法碰触任何涉及所谓“政治敏感”的课题或领域。于是进行客观的政治学术研究就会遇到重重阻难乃至危险，掌权者甚至会操纵研究成果以服务其政治目的。甭说，如此社会的风险就是缺乏理性、及时的政治认知和检讨机制，不仅无法制约掌权者的滥权和挽救其失误，人民也无法提升其政治素养，最终可能导致集体沉沦。
那如果宗教走向专制的话，是否也会造成类似的结果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宗教界的某些人士确实认为宗教本质上就应属专制，即宗教之下无所谓个人自由——乃至自我。因人天生的缺陷、罪恶或迷途，所以理所当然地必须老老实实地遵从宗教所提供的一切教诲、安排和指示，无所谓个人取舍和选项。当然，这些人或会否认此乃专制，毕竟在他们看来，人们被要求做“正确”的事，不能被理解为专制，乃至还应该视为“救赎”、“解脱”或“成长”。
于是乎，在以上社会，人们最常碰到的课题是“宗教敏感”，动辄会挑动乃至直接冒犯宗教权威的神经和统治。更甚的是：如此权威还会逐渐蔓延及渗透更多领域，包括本来自有其独立范围、结构和规则的政治、经济、律法、教育、文化等。换言之，无处不涉及“宗教敏感”，进而有必要限制乃至取消个人在有关方面的自由，同时交由宗教权威去单方面定夺大家“应该”如何。
甭说，若从相对客观的学术角度来论，学者是很难单从某宗教的观点和信仰去规定、认可什么是“应该”或“不应该”的，于是对于宗教界的上述“反民主”的独裁立场和做法，恐怕会倾向判定其为专制。虽不能否认某些学者原本在意识形态上即有质疑，甚至反宗教的个人偏向，如马克思、道金斯、霍金等，但其论述的方法和立场其实还是相对客观乃至严谨的。
催生改革
或许在没受到制约的情况下，任何专制在固定语境下都会倾向于不断膨胀、巩固、强化，惟有政经文教出现大转变的情况下才会催生改革，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类。不管怎样，改革恐怕还是先有赖于思想空间的开放和自由，然后配合于学术上的新发现、新视野、新观点、新标准。
今天，某些社会正经历可能越来越宗教专制化的趋势，学界自然难以幸免。在学术独立、中立和自主性原本就有点发育不良的基础上，还得面对不断扩大的“宗教敏感”地盘，宗教研究恐怕更举步维艰，乃至某些学者迫于生计，只能沦为受宗教“挟持”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样文章宣传专家。
无论如何，借助资讯科技的方便，不能不说今天的学界相比于往时还是享有更大的空间和能动性，要突破乃至解构宗教专制，也并非全无可能。当然，虽说宗教专制者也懂得“善用”资讯科技，但假以时日，人们或会厌倦于专制而更支持思想、信仰和学术的自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