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语是中国学者陆俭明在2005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其意指“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词汇、语音、语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汉民族共同语”。伸言之，同一个汉民族共同语之下，可以有一定变异的普通话或现代汉语。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指的不是方言，而是在词汇、语音与语法上与现代规范汉语有一定差异的共同语，即大陆所说的普通话或台湾所说的国语。
早在1906年中国本土便有提倡团结全民的普通话；在1912年民国时期，还有人搞了国语读音统一的倡议，在1917-1919年更推动了国语运动，力求在全国教育中使用同一个国语国音。这个运动也影响了南洋，使1920年代后，华语逐步成了南洋各方言群的民族共同语或共同母语。
马星两地华语便是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的给合作用下逐步普及起来的，成了各方言群的民族共同语。
历史地看，中国本来就有8大方言群，其中约75％是讲北方方言，即旧时所说的官话。现代汉语便是在官话的基础上完善起来的。其他七大方言主要分布在中部与南部，如广府话、上海话、闽南话等。这些方言或多或少会对语言三要素（即词汇、语音与词法）上产生影响，特别是词汇方面。
大华语概念的提出，可能也是受到全球多样英语（Englishs，复数）的影响而提出的。毕竟，做为全球使用范围最广的语文，其地区或国别差异是明白无疑的。如美语与正宗英语便略有差异，而印度、南非、新加坡、大马等地英语也难免具有一定的特色。
同理，做为使用人数多，通行范围也颇广的华语，自也会各具地方特色；其中，马新两地华语更是如此。首先，马星两地是多方言群的华族聚居地；其次这两地又深受台湾国语与香港广府话的影响，外加上英语与马来语的渗透，与不同的国情，其华语当然会与规范汉语有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在词汇方面更是明显。
这一点很早便有人注意到，如早在1961年许云樵便编了一本《南洋华语俚俗辞典》。这本辞典主要收集的是以新加坡为主的闽南语及其他方言，如粤语（广府话）方言词汇，属于华语范围的如石叻（selat），即新加坡别称并不多。词典中也有专章介绍新加坡、槟城与马六甲的市街名俗称，倒真的很有历史参考价值。
1999年汪惠迪编著了一本《新加坡特有词语词曲》收集了1555个词语。这是本名符其实的华语词典。编者强调，华语虽是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但是它在性质上与中国大陆所说的普通话、台湾或香港所说的国语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
整体上言，无论在词汇、语音与语法上，均与普通话没有差异，如果说多少有点不同的话，主要是词汇方面。只是也有专家学者认为，新马华语在语音与语法方面也与普通话略有差异。
尽管如此，整体上言，由于国情不同，不同地区的汉语汉文，难免会产生同中有些小异的现象。其实中国本土不同地区间也是如此，这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点应指出的，有些学者认为东南亚华人用华语取代汉语，用华文取代汉文或用华文字取代汉字是有意识的行为，特别是在1950年代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后，华人的政治认同也起了变化。据此，便有华人刻意区别本地华语华文，以便与中国保持距离。
这种倾向性的说法也影响了一些中国学者；只是深入研究会发现东南亚华人，特别是马新华人华族习惯用华语华文这些用语，完全与政治无关。因为首先，华语华文华人这些用语本来就是中国固有的名词。早在千多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文人与史家便使用华裔、华族、华语、华文、华人、中文等名词。
之所以与中国春秋战国以来的华夷之辨的思想有关。华自古以来就是指中国、中华，而且早期中国人或中华人自认本身文化水平高于周边少数民族，从而生出华与夷是有别的概念。
这种习惯性思维定势也影响了历史文化人与史家，承袭了这个传统，不时依据华夷之别产生了华裔、华人、华语等用语；若说华语、华族是东南亚或新加坡华人有意识创制是误导的。
其实，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新两地发行的本土报章、杂志便常使用华人、华语、华文、华字、华书、华店、华童、华妇等用语。它的使用，其实是复古、复苏而非创新创制。
约言之，用华字来区别汉族与其他民族或用华字来区别境内与境外的中国人是自古以来的习惯，如郑和下西洋时，其随从便常用华人这用语来形容南洋华人。伸言之，战后华裔、华人、华族的意识转向与使用华语华人华族用语无关。因为这是传统。
就新加坡特有华语词语而言，由于新加坡是个具有本身特殊国情与政策的国家会产生新加坡特有的词语是理所当然的，如建屋局、中央公积金、集选区、官委议员、华裔馆、牛车水（即唐人街）、人民协会、全国工资理事会等，因国情不同产生的特有词语是意料中事。
同理，2021年也有人出版了《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里面收集了来自台湾（如阿兵哥）；香港（如做世界）与新马地区特有的特色华语，如甘榜、甘望鱼、国民型小学、国油、肉骨茶、亚答屋、蓝色身份证等用语，也是大马特有国情的产品。
其实，早在2010便已有人编了了本《全球华语词典》里面便收了不少马新两地特有的词语，如董教总、董联会。2016年还进一步升级出版了《全球华语大词典》里面收的词汇更多，连华小、华文源流学校这样的用语也收集在内，不愧是《全球华语大词典》，充份反映了大华语的概念。
这些多元多样的词语可以说是多元共济的；毕竟中国出版的汉语词典收不了那么多式多样的华语词汇。
只是也应看到，整体上言，这类词典与汉语规范词典是互补的而非相互排斥的。至于是否应进行“求同缩异”整合“优化”规范化工程，则见仁见智。
或许，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华人聚居地应有本土出版的华语辞典，或至少应有类似《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这类辅助性工具书。毕竟做为一个多语国与多方言群国，外加上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影响，大马华语确是丰富多彩，但也产生了混乱现象或“词到用时方恨少”的缺词困境，如用puncture来形容爆胎或用brake来形容制动器。
伸言之，大马华语也面对著一个应如何规范化的挑战，特有国情产生的特有词语固然要保持，如华文独中、多源流学校，但也有必要规范化一些常用词以免词穷或产生误解，如把轮胎说成tayar。
中文本是一种表意字，通常大体上可望文生义，可大马华语中有不少词语，特别是音译的英文或马来文借词，是难望文生义的，如古申cushion（坐垫）；礼申lesen（执照）；牙兰geran（地契）；固本cuopon（赠券、礼券）；固打quota（配额）；拉惹Raja（王公）等用语与其说是本地特色，不如说是词穷的产品。
随著全球华语的普及化，词汇也日趋完备，理应逐步淘汰这些望文难生义的借词以恢复汉字本色。
至于一些方言用语如把茄子说成矮瓜，切成细片读成切成幼片等应否加以规范化则见仁见智。总的来说，大马华语在辞汇上是独具特色。至于语法应如何规范则更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