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国盟亚娄国会议员沙希淡在国会抛出集选区（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GRC）的概念，他呼吁政府和选委会检讨现有的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马来西亚应该以邻国新加坡为榜样，给予少数族群固打名额，加强他们的政治代表性。
国盟的国会议员有这种想法值得赞扬，毕竟一个受到广大马来穆斯林群体支配的阵营，愿意站在捍卫少数族群的位置发言乃非常难得。不过，沙希淡认为集选区是好主意以前，他理应清楚新加坡创造集选区的历史背景及政治考量。
时间拉回到1984年的新加坡大选，在野党首次在李光耀政府的铁腕统治下攻破2个选区，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较上一次选举降低了5.6%，而且，相较于人民行动党1976年有64%席次（扣除16席不战而胜）是凭70%以上选票赢得，1984年大选，由于在野党改变策略，决定让出30席（38%）给人民行动党不战而胜，一来保证李光耀政权的稳定，二来确保新加坡人可安心投给在野党，使得49个选区陷入胶著，人民行动党在大部分议席仅以50-70%得票守土，对于强人般的李光耀可是一大挫败。
于是人民行动党趁著国会绝对多数的优势，避免在野党在来届大选故伎重演，决定修改选举制度，以提高少数族群代表性为由，将多个单一选区整合成集选区。
按照狮城的游戏规则，每个集选区内有4到5个席次，政党以团队形式出战，一旦得票过半即拿下这4到5个席次，而且政党提名中至少要一名少数族群（非华裔）才有资格参战集选区，这个局面导致在野党于1988年惨遭滑铁卢，尤其是工人党，其得票率增加将近5%却未能兑换一席。
简单来说，集选区制度是李光耀为守护人民行动党政治霸权的一项操作。新加坡在1988年有48%（39席）属于集选区，到了2020年提高到86%（79席）的程度，在在显示集选区有利于人民行动党的选情。
维系政权手段
所以，集选区的考量并非是强化狮城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人的政治话语权，而是对执政党维系政权的重要保险。沙希淡不是不了解新加坡政治，就是拒绝揭露背后的事实，藉著国会平台作政治秀。
既然集选区没有为选民提供更充分的政治权益，比例代表（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或许制更符合马来西亚的国情，尤其华裔、印裔和原住民的人口比例逐年下滑，使得马来社会的政治话语权相应提升，增设比例代表席次对非土著、非马来人和非穆斯林会是更大的保障。
比例代表制有别于现在一人一票的机制，候选人和政党的界线分得更清晰，选民可以在单一选区和比例代表投选不同的政党，如此一来，规模较小（如大马民主联合阵线MUDA）、少数族群（马华公会、国大党）、理想导向（如社会主义党、人民党）和地方性的政党（沙砂政党）便能通过这项制度，换取比现在更多的议会席次，让多元的声音进入国、州议会。
从文字上理解的话，比例代表制相当公平公正，但是，我们把焦点放在临近的国家，便能发现比例代表制也有其缺陷所在：在菲律宾，按照规定每个政党只能从59席比例代表席次分得最多2席（3%换1席），造成执政党、大党或财阀通过喂养小党的方式，拿下超过法定的2席；
在泰国，2019年大选的比例代表制属于单票两席制，即根据政党的选举得票，然后分配席次给个别政党作为“奖励”，对小党非常有利，2023年大选时改采两票两席的混合制，令大党的声势碾压小党；在台湾，比例代表名额直接成为妇女保障名额，政党名单里面的女性必须过半，而还要把女性放在较前面的名单顺位，以确保各党有充分的女性代表进入立法院。
显而易见，比例代表结合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的混合制（parallel voting），对马来西亚而言是比较理想的状态，然而，比例代表跟集选区一样都有其缺陷，在考虑纳入比例代表制前，应该先厘清我们需要强化哪些群体的议会声音，推估政党将采取什么选举策略应付不同的竞争环境、以及选民如何通过投票行为来回应新的游戏规则，并非纯粹出于“保护少数族群”的想法，让仓促上路的新制不幸地引发更多的政治乱象，使得我国的选举氛围朝向更恶劣的情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