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与东南亚的往来，可说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前汉朝时便有中国人来东南亚。唐朝时，中国与东南亚便有繁荣的贸易往来，在公元670前后，还有中国高僧义净在室利佛逝（Srivijaya，今印尼苏门答腊东南部）长居学习梵文与译佛经。
义净还提到，在当时室利佛逝首府巨港（Palembang）周边有个称为末罗谕（即Melayu）的邦国。这是史书上最早提到Melayu的这个名称。当然，那时Melayu只是一个地名，不带有今天的具有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含义。
之后的历代各朝如宋朝、元朝与明朝均与东南亚有频繁的来往。13世纪时，元朝还曾派军队远征爪哇，虽不成功却也遗留下一些遗民。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家喻户晓的史实。
尽管如此，华民大量远渡重洋下南洋主要还是19世纪的事，特别是1840年代鸦片战争后。估计1840-1940年期间，有超过1000万以上的中国人出国谋生，其中东南亚是主要目的地。
就马来亚而言（1946年之前，马来亚与新加坡是一体的），华民的大量涌入则与中国天灾人祸（推因）与英殖民政府对马来亚的殖民与开发（拉因）因素有关。首先是在三州府（即槟城、马六甲与新加坡，三个海峡殖民地），而后逐步发展到马来半岛本部。
大而化之地说，在20世纪之前，马来亚与婆罗洲的华民在性质上主要是一种重视乡土的乡民。他们南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脱贫，可说是种生存型移民。
这些乡民多带有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的盼头；只是却有很大部份死在旅途中或客死异乡。这些乡民也善于根据方言地域、神明、血亲或民间“反清复明”（反对清政府，复兴明朝） 的秘密会社形成自卫型私会党。毕竟，他们是缺乏祖国保护的自生自灭离散族群。
学校与报业兴盛
除了土生土长的马来化峇峇族群外，这些华民也多视自为客居候鸟而非定居的土族。他们虽然多是文盲，可却颇重视教育，也愿意出钱出力办方言性私塾教育。
进入21世纪，峇峇以外的主流华社出现了不同阶段的质变。首先，在1890-1900年代，便出现了从乡土式乡民转型为现代国族主义中意义的中国人。这当然与中国本土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不少现代知识份子与改革者和革命家如康有为与孙中山及许多南来文人在马来亚从事宣传活动，也推动了新式学校与报业的兴盛发展。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进一步加速了华社的质变，如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运动或新思想新主张，如科学与民主的传播。
在1920年代，许多新式方言学校也改用华语为教学用语。在192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左翼思想如新兴（降级）文学，这是一种强调新兴劳动阶级状况的文学类型。进入1930年代后，由于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本地兴起了抗战文学与思潮。这当然也传播到了马来亚。
从社会思潮的角度看，1900-1940年代可以说是“政治中国”的时代；因为这时期的特殊状况，催化了中国国族主义的兴盛发展。可以说向中国看齐是主导思潮。这一思潮也反映在文艺（文学与艺术中）。
只是在这中国取向的主导思潮中，也有一些小支流，如在1920年代也有少数文人提倡文艺应具有南洋色彩，文艺得反映本土的现实。这种反映论也是1920-1950年代文艺界的主导思想，一般称之为写实主义。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写实主义的路线，自也与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实况有关。当时，中国的实况就是要人民具有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以便救亡图存，以免中国亡国亡种。应该说，这种主导思想有其历史合理性。（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