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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届日惹亚洲影展（Jogja-NETPAC Asian Film Festival）本月初落幕，Makbul Mubarak执导的剧情片《自传》（Autobiography） 与Lola Amaria执导的纪录片《流亡》（Eksil）分别获得大赛金奖与印尼单元最佳影片。两者一虚一实，刻画印尼的集体历史与个人命运之间的纠葛。这些新电影不仅具备高水平的叙事与制作技术，更重要的是，它们勇于面对威权遗绪，揭露政治与心理的难言之隐。
《流亡》寻访一群在荷兰、捷克、瑞典和德国生活的年迈学者，他们在印尼土生土长，却有家归不得。1965年，印尼军方指控共产党行刺高级将领，展开大规模的任意逮捕与杀戮，所有被怀疑与共产党有关联者皆无法幸免。
在政治动荡下崛起的苏哈多势力以各种明暗手段清洗共产势力，连带禁止在苏联和中国求学深造的印尼公民返国。这些知识分子顿时成为无国籍者，被迫流亡海外。有人从此与妻儿相隔天涯，有人来不及见挚爱双亲最后一面。
他们离开家乡时，正值青春韶华，怀抱为国贡献的理想飘洋过海。然而，政治局势骤变，国家为他们贴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他们辗转到欧洲寻求栖身之所，满心以为很快就能回家。他们没有料到，这么一走，就是半个世纪之久。即使身在异地，他们始终心系原乡：每天阅览印尼新闻；收集与印尼政治迫害有关的史料；尝试在温带地区种植香蕉树；照顾在欧洲留学的印尼青年，让他们在异乡有个温暖的家。
执掌国家逾卅载的苏哈多下台后，流亡者心中萌生回家的希望。为了飞往魂牵梦萦的祖国，他们终于向居留多年的欧洲国家申请护照。可是，甫抵印尼，他们就被幸存的亲人驱赶。事实证明，劫后馀生的焦虑并非子虚乌有。已获得欧洲公民权的前流亡者以游客身份在印尼逗留，仍遭军警跟踪和骚扰。这意味著，尽管前独裁者已经离开政坛，“新秩序”的旧势力依然盘踞。
小题：共产主义污名
在穆斯林占总人口近九成的印尼，这段历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疤痕。与1965年剿灭共产党的行动并行的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与民族主义政党号召的圣战。响应圣战的群众所攻击的对象，包括那些因土地需求而加入共产主义组织的农民（他们被指控叛教），以及少数群体如华裔、基督徒和兴都教徒。军警不仅没有采取执法行动，还为那些武装分子提供名单、情报和武器。数十万人在这场大屠杀中丧生。
印尼军方巧妙地掩盖了身为同谋的责任，将群众暴力归咎于印尼共产党，合理化政府下令禁止共产党与马克思和列宁学说。共产主义此后成为国家的禁忌。不过，这并非印尼独有的经验。
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去殖民过程与冷战的世界局势交叠，在反抗侵略以至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共产主义被前殖民者与独立后的政权视为强大的竞争对手。最方便的做法就是把共产主义标签为神的敌人，散播无神论者将摧毁国家和宗教的恐惧。于是，“反共即是护教”和“反共即是爱国”的政治修辞成为巩固权力和清除异己的工具，尽管事实上，许多信仰虔诚和爱国的人士也支持或同情共产主义。
《流亡》记录了那些因共产主义污名而被国家抛弃的人，探索他们遭噤声的生命史，述说他们不受官方认可的记忆。这部纪录片在印尼影展顺利放映，并且获得国际评审的肯定，显示印尼公众今已能够成熟和坦诚地面对历史。然而，马来西亚政治氛围下的电影何时能够突破限制，看来遥遥无期。
本地导演廖克发的纪录片《不即不离》（2016），尝试挖掘亲人以及国家隐而不宣的过往：从参与马来亚共产党而被英军枪毙的祖父，到国外流亡的抗日老兵和马共成员，追溯被官方论述排除、刻意遗忘的历史。虽然这部纪录片获得数个国际影展青睐，却在马来西亚被全面禁播。
小题：主流叙事塑造国家认同
黄巧力执导的《新村》（2013）这部以爱情故事为主轴的商业电影，本来已通过电检，却因预告片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舆论，被指美化共产主义和不当描绘513事件。时任内政部长阿末扎希介入，指示该片再次接受审查，但过后重新剪辑的影片仍被禁止上映。
更早之前，阿米尔（Amir Muhammad）受陈平的经历所启发的《最后的共产党人》（The Last Communist，2006）和探索泰南前马共的马来人穆斯林成员生活的《村民，你们好吗？》（Apa Khabar Orang Kampung，2007）也遭禁映。两部影片成功在柏林影展上映，在自己国家却不能露面。
共产主义的污名与国家镇压和社群迫害紧密相连，过去如此，现今依然。只要我们一天没有摆脱捕风捉影的红色恐慌，我们就无法真正了解历史，无法公允看待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各种形貌，也就不能抗拒主流叙事持续塑造国家认同，以及它至今牵扯的宗教和族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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