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增值不高，生产力也不高的自然结果便是收入水平有限，很难实质性地大幅提高一般工作人口的收入，即便出台1500令吉的最低薪资制，也难起大作用。
进而言之，要治本性地解决民生与经难题，就是要提高经济活动的增值性与生产力，而这个难题则是个长期的挑战，不是说换了新政 权就能魔术式地解决。
据此而论，可以说即便换了新政权，这5年内民生与经济也难有大幅改善；因为这是个长期积累下来的难题，也需要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得到实际的改善；更何况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一个明显的趋势便是对不少国家言（特别是高工资国家）全球化或区域化会致成一种向下竞争（逐底竞争）的压力，也就是斗廉价的价格破坏作用。
今天，许多发达工业民主国会出现剧化的公债危机与民粹主义，在相当程度上也与这个向下竞争有关。当然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与节省人力的技术进步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盛行也与此有关。
大马自1997-98年东亚金融货币危机以来，经济增长率减半，即从年均约9％剧跌到4.5％也与这个全球化的趋势有关。毕竟，全球尚有许多低工资国家待发展，如印度与孟加拉。因此，外部形势不利大马大幅提高一般工作人口的收入水平。
从内部来看，为何大马不能如台韩新一样，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主因也在于我国的就业人口较缺市场需要的高增值人力供应。无疑大马是个缺乏劳动力的国家。以农业为例，由于缺乏劳动力，一年至少损失好几百亿令吉。
伸言之，幸或不幸，大马人不缺乏就业机会，缺乏的是这一代人特别是受过较高教育水平的年轻人所向往的体面就业机会。通常这一类工作机会是高增值的服务业或农业，服务业或制造业相结合的新兴产业，如生物科技产品，制药业等。这里的问题是，一般工作人口缺乏实用的高增值知识与技能。
缺乏马来代表性
要解决这难题就得从教育与培训著手，而这是个长期的工作，不是说一夜间换了政府就能马上解决的挑战。此外，这里还涉及一个敏感的族群问题，如2010年纳吉曾提出改变大马经济结构的新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可却因碰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夭折。
当下，新政权即便真能提出结构性改革的方案，也难保不会因遇到阻力而退缩，便何况这个新政权缺乏足够的正当性，如希盟在第15届大选中获得约39％的选票（高过国盟的34.5％与国阵的约24％），可其马来选票得票率却平均只有11％之低，远低于国阵与国盟。
在大马这个马来穆斯林为主导的族主国家，这样一个缺乏强大马来穆斯林选票的政权恐怕不易推动真正的必要改革。比较少阻力的是如何改革既有的教育与培训制度，以提高一般工作人口的实用知识与技能，也进而减少劳动力与市场需要错配。
另一个难题是，大马的年轻人也得改变就业观念不能看不起3D的工作（难、脏、危等体力劳动）。其实3D工作一般来说，收入不低，特别是技术性的3D，如水电工等收入是颇可观的，惜这类工作已逐渐被外劳顶上，本国年经人反而愿选择较低收入与较轻松的工作。这个观念不改，也难大幅提升一般工作人口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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